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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脸如刚一触到针尖的屁股一样猛地一缩，刹时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才在她的办公桌前喋喋不休地絮叨起来：“……谁吃多了撑着没事干，连文件都要偷，要是见了钱呀，就要去抢了，简直是见鬼了！……中国人的素质就是低！……”�

众人都极有兴致地坐山观虎斗。我想说多了反而此地无银三百两，就索性继续埋头看报纸喝茶哼歌曲，不再理她。整天办公室的气氛不对劲。瑶姐把桌上的东西摔得啪啪直响，我便报以干瘪渗人的冷笑。�

我再次成为嫌疑犯仅仅在一周之后，这次被盗的是传真机上的电话手机。一切都似乎事出有因，有所预谋，更具针对性。本来上次丢失香烟和文件之后我就十分注意自己的行踪，尽量不要单独呆在办公室，一到下班时间就赶紧溜之大吉。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怎么这么快就又被诱入彀中。�

那个周末收到寄自澳大利亚悉尼的来信，着实让我兴奋了一阵——我以为郑钱那小子早忘了我。他早已旧貌换新颜，西装笔挺神龙活现。相片的背景就是著名的悉尼歌剧院，它既象几片巨大的白色花瓣又象几个重叠在一起的庞大贝壳，在碧海蓝天中斜展开来。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娶了那个悉尼洋妞并理所当然地加入了澳籍。他经营了一家中国工艺品商店，专营一些唐三彩、景泰蓝、瓷器、刺绣、纸扇、文房四宝，以及一些没有名气但是足以诓住老外的中国准画家、准书法家、准诗人的作品。生意不错。他拥有一个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家庭所拥有的汽车、洋房、保姆等一切物质生活条件。这个家伙已经做了父亲，他的漂亮的混血儿的裸照就在我手上——他计划生一圈！我感到人生真是无常，人的命运真是无法捉摸。我给他写了封中英文混杂的长信描述我的一切，不知不觉进入了写作状态，忘记了正常的下班时间，直到暮色茫茫，光线昏暗得无法再辩认字迹才醒悟过来。我拉亮灯，草草结束，还作了些修饰。�

星期一早上，照例是瑶姐尖叫传真机上的手机不见了。谁都知道，那个手机接上一根电话线头就立即成为一个袖珍电话，这种袖珍电话最适用于家庭，和电话线串起来放在床头上可以免去许多麻烦。瑶姐是在发一个传真文件的时候发现这个案件的。�

办公室照例是一片惊慌，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表示着自己的清白。糜局长闻讯过来，他不问青红皂白地大发雷霆。�

“你们办公室是干什么吃的？一会儿这不见了，一会儿那又不见了！上次丢的东西现在都还没有查出来，这才几天！简直是一群蠢货！一群猪！”他骂完气呼呼地走了。�

每个人都大气不敢出，面面相觑噤若寒蝉，直到糜局长走之后才嘁嘁喳喳起来。�

“前几天都还在，林副局长还在上面接过传真文件，是不是呀林副局长？”瑶姐问。�

“是呀，那天都还在，这几天下班是谁走最后的？”林局长问。�

谁也说不清几天前是谁下班走最后的，但是前天下午我给一个外国朋友写信却是人所众知的事，因为我用英语写信引起他们的围观和赞叹，他们也知道下班后我仍未完成。�

“是我。我，我没注意。”我嗫嚅道。大家都转而看我，瞬间我又成了焦点人物，就象一个裸体模特画挂在众目睽睽的大街上，每个人的眼中都有一种各具特色不可理喻的神色。我刹时窘迫起来，感到比做了贼还难受，再看看每个人质询的目光，他们似乎都在等待我再说点什么。我考虑片刻，索性勇敢地迎接了他们的目光，笑嘻嘻地说：�

“同志们，别用公安干警、武警战士的那种目光看着我，那是对待阶级敌人的，我享受不起。

“�

“没那么严重吧？”林副局长也笑了。�

“可是就有人要设置陷井让自己的同志去踩，非要把这人民内部矛盾往那敌我矛盾上引，非要将同志的名字往布告上印，非要置同志于死地而后快，文革心态多阴险呀！”我大发感慨地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嘛？”瑶姐不满地问。�

“没什么。不过我倒有个办法。”我说。�

“什么办法？丢都丢了。”林副局长说。�

“短短几天就发生好几起严重的被窃案，而且看起来都好象与我有关，我就这么不清不白？我有权力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诸位不反对的话，我想报警。”我说完见众人大惊，嘁嘁喳喳议论纷纷，不反对也不支持。�

“有这个必要呀？”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