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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波斯贩运红土入上海卖掉。同时，又在厦门开了一个分号——“和益行”，也经营鸦片生意。

和源行在运输波斯红土时，经常包租葡萄牙、西班牙、丹麦、挪威等国家载重量1000吨的小货轮，由上海经日本至波斯，然后装上红土直驶上海。船上有五个股东的五个亲信押货，并在吴淞停泊，然后用小汽轮转运至上海港的小码头，运入仓库。所有这些过程，都有巡捕、流氓、帮会成员望风、保护，所以每次都很顺利。为了扩大销售，叶清和又成立了“国民药房”、“和兴建筑公司”等，暗中作鸦片生意。1926年下半年，叶清和又在“国民药房”二楼开设了一家“源和行”，专门贩卖海洛因。这家公司从法国马赛进口海洛因，每月约进口100公斤，在上海等地销售。

此外，叶清和在上海还搞房地产投机，盖了不少房子出租；在中汇银行、永大钱庄等金融机构投资，与人合伙开“隆顺洋行”、“华侨贸易公司”等。估计当时叶清和拥有六七十万元的资产。

叶清和还参与设厂制造海洛因。1929～1930年，叶清和与四川军阀范绍曾合资，在重庆设立海洛因制造厂。双方各出资50万元，范绍曾负责提供原料、厂址、运输和厂中安全；叶清和负责聘请技师、采购化学药品、机器设备及销售。这家制毒厂，先后聘请国民药房技师和日本技师，但技艺太差，生产的海洛因色黄质次，销路不好。两年后，因范绍曾兵败失势，重庆的制毒厂停办。

烟土大王（2）（图）

不久，叶清和又与成都的一名军阀联系上了，双方各投资40万元，在成都苦竹林江建起新厂，搬来堆放在重庆的设备、化学药品，就开始生产了。但生产两批以后，谢姓军阀病死了，谢的儿子旅长谢互三翻脸不认人，将存放在谢家公馆内的药品、鸦片、原料和海洛因悉数吞没。新厂因而停产了。

1931年底，叶清和在上海法租界十三层楼附近办了海洛因加工厂，聘请日本人为技师，对四川生产的海洛因进一步加工提纯。在上海加工后，海洛因质量提高了，销路也打开了，华北、东北各省是其主要的销售地，西北一些省份也有不少的销量。

1933年，叶清和在上海制毒厂因与同行竞争，被同行告发，被租界当局查封没收。叶清和亦被捕。交了保证金4万元后被保释，反过来状告工部局华人侦探长陆廉奎敲诈未遂，滥捕无辜。结果几场官司全都败诉，叶清和损失了20余万元后，潜逃厦门。

到了厦门后，叶清和依旧作烟土生意。他拉拢了驻福建的十九路军军官谭某，得到谭某的庇护，又与经营鸦片而臭名远扬的台湾高等浪人施范其（厦门“台湾公会”第一、二、三任会长）、曾厚坤（自1914年到1930年先后任过11年的厦门“台湾公会”会长）、陈长福（自1925年至1936年，先后任过5年厦门“台湾公会”会长）及另一台湾浪人合作，开设“五丰公司”，专门从香港走私波斯红土入口。五丰公司总部设在厦门，在福州开设分号。1934年1月，国民党政府派军围攻十九路军，叶清和害怕在分号的鸦片被抢，亲自押车从福州运往厦门。路过同安小盈岭时，被当地民军拦住。叶清和用闽南话向一小头目打听，知道这是同安土皇帝叶定国的部队，马上转忧为喜，对小头目说：我与叶定国是宗亲，都是自己人。然后又给小头目一些钱。小头目回到哨卡、与叶定国联系后，不但准予放行，还带兵沿路保护。

1934年1月，十九路军失败。叶清和又很快与国民党进剿十九路军的东路总司令蒋鼎文搭上了关系，并主动报效军费数万元，由此得到蒋鼎文的青睐。不久，国民党实行“寓禁于征”的政策，鸦片公卖，归商人承包。蒋鼎文推荐叶清和承包了闽南特货的经销权。为此，1934年9月，叶清和组建了鹭通公司（半年后改为裕闽公司），叶清和为董事长，股东有曾厚坤、陈长福、林某等人，公司设在厦门。重要职员有会计主任黄清安、运输股长汪玉宽、庶务股长陈镜昌、保管股长白绵福、制造部监督李国泰。另聘请台湾浪人头子“十八大哥”中的李良溪、陈粪扫等为正副缉私队长。鹭通公司承包闽南“特货”销售专权，每月须交7万元。有此特权后，鹭通公司在闽南各县遍设代理处，把各县的包销权转卖给当地的军阀、土匪、地主、劣绅。为此各县都设立了代理处，执行公司的“承销持货办法”，并签订了保证书。

鹭通公司专卖的特货，主要从汉口运来，每次约有1000箱左右，每箱1000斤。每年贩运多少鸦片至福建，则无法统计了。1936年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