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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余年。

在上海的烟土行业中，行帮众多。其中仅潮州帮和大埔帮最有势力，次为温州帮、台州帮，再次才是苏州帮。

从烟土行业的上述情况看，烟土行业之经营带有明显的封建落后性：家族化、地域化的色彩过于浓厚。烟土行的内部经营状况则与普通商店相似，有经理、司账、会计、学徒等职员，大的土行职员多达三四十人。土行内的柜台上有栅栏，顾客通过栅栏上的门洞和伙计交易。栅栏后的门板上，贴上了价格布告。在土行大门踏进的地方，常常设有一个小长方桌子，上面摆着烟灯一盏，烟枪一枝，买烟土的人可以事先品尝，按质购买。在土行的玻璃窗上，贴着各式广告，如“专收干黄烟灰”一类的广告语；在厅堂上，无论是新开张还是老开张的土行，都挂着“新张志喜”、“大展鸿图”之类的大红绸幛。

烟土行有着顽强的生存能力，虽然屡遭禁止，但它变换着名目继续存在。如1927年以后，上海法租界开始禁烟，烟土行在上海九亩地（即今上海南市大境路及露香园一带）一带营业，但几乎没有叫什么土行的，全改为某某汇票庄、金号、米号、公司了。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店铺多达八十余家，其经营资本多者达二三万元至五六万元之间，少者三四千元。土膏行出售的烟土，无论生土还是熟土，都贴上了官方发给的“验讫”字样的花戳印花，表示经过官方许可，否则则是私烟，被逮着要受处罚。

地域性、同乡性的贩卖烟土的商帮，不仅在上海存在着，在其他商业繁荣的大都会中，也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烟土行帮存在；不仅晚清时期存在着，即使在民国的后期也广泛地存在着，下面再举几例：

在四川重庆，贩卖烟土的以“黄帮”最为著名。湖北黄州，在四川做生意的人特多，四川人称他们为黄帮。他们先是由湖北贩运棉花来四川重庆卖，又把四川的鸦片运到湖北，一来一往，都很赚钱。后来觉得烟的利润特别大，就着重贩烟。在清朝末叶及民国初年，在重庆千厮门、水巷子、姚家巷一带，他们有120多家商店，专门贩烟。他们组织了一个同乡会，名叫“齐安堂”（“齐安”二字，是黄州的古称）。他们运来棉花，从售价中抽取一部分作为同乡会金。运下去的烟，也抽取一部分作为同乡会金。特别是烟的利润很大，运的数量很多，抽收的同乡会金也就不少。于是逐年以齐安堂名义，在重庆南安购买地皮，生意逐年发达，地皮逐年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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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土行的经营（2）（图）

在汉口，则有川帮、申帮、汉帮、穗帮和黔帮烟土商，共同竞争逐利。自鸦片国产化以后，“汉口是川土的主要的外销场所，也是全国最大的鸦片集散市场之一。川帮烟商在汉口不仅常受买方申、汉、穗等帮的压制，而且还常同贵州直接贩运的黔帮发生竞争……”

湖北宜宾也是一个较大的鸦片集散地，而且不同的烟帮经销不同的货色。如云南帮商家如福春恒、永昌祥、天德昌等，资本雄厚，主要经营品质上好的云南“迤西货”。镇雄商帮主要经销“横路货”，即质地较差、价格便宜的烟土。此外，来自昭通、绥江以及大小凉山的烟商，也多经营此等货色。

贵州的贵阳，作为省会城市，很早就有烟商经营烟土业。在清朝光绪年间，当时两广商人来黔贸易，除带来了其家乡所产的檀香、薄荷、肉桂油等成药外，也带来一些烟土来贵阳推销。这就是所谓的“广土”，其价格很高，获利甚丰，两广烟商发了大财。鸦片国产化后，由于贵州所产烟土品质优良，价钱便宜，广商不但不再以“广土”输入竞争，反而要将贵州所产烟土运往两广销售，以牟取暴利，贵阳市广东街、普定街一带，广商云集，颇极一时之盛。与此同时，湖南小本经营的“兄弟帮”也前来贵州采购烟土，贵州的一些小本商人随之收购烟土伴同这些“兄弟帮”前往湖南销售。光绪十年（1884）前后，贵州经营烟土的小本商人由于历年获利甚丰，营业范围日益扩大，贵阳出现了锦盛隆、彭钰鑫、德厚荣、万盛兴，安顺出现了肖洪源、义兴福等运商。这些运商资金雄厚，不仅在省内生意兴隆，还在湖南洪江设有分号，建有“贵州会馆”，成为在当地影响较大的商帮。

贵州烟土名闻天下以后，各地烟商纷纷前去收购外运，在贵阳有外帮与省帮之分，共计九帮：

广帮：两广商人在贵阳设号收购烟土，然后运回销售。初来时在贵阳广东街设号收购，后普定街松柏行成立，又由广东街全部移到普定街。

湘宝帮：湘宝商人多半是湖南湘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