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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北圻，逼迫越南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西贡条约》和第一次顺化条约，承认并接受法国保护。越王见亡国在即，自知无力与法军匹敌，多次向清廷紧急求援，要求派兵援越抗法。清廷应越王请求，旨令广西巡抚徐延旭、广西提督黄桂兰以助越剿匪为名率兵入越，驻防越南北宁、山西一带威慑法军。

1884年3月初，法军对援越清军发动突然袭击，黄桂兰兵败自杀，清军溃退谅山。朝廷将徐延旭革职拿问，急调湖南巡抚潘鼎新任广西巡抚、督办广西军务，湖南永州提督苏元春率所部五营随调广西，限期起程驰赴边关。

苏元春并没有意识到，他正位于湘淮两系之争的漩涡中心。

当时清军主要分为两个派系：以左宗棠为代表的湘系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系。北宁兵败后，二人各自荐将派兵，以图广西抚督之缺。左宗棠抢先下手，命湘将王德榜率八营定边军抢先出关，再派杨玉科率十营广武军入越；李鸿章更精于算计，奏请淮系官员潘鼎新为广西巡抚。朝廷为平衡两派权力，任潘鼎新为广西巡抚、边防督办，王德榜署理广西提督。王德榜原为福建布政使，见巡抚一职落到淮系手中，一气之下坚辞不受。

此举正中李鸿章下怀，他想到了正在与潘鼎新在湖南共事的苏元春。苏元春年纪较轻，性格谦和，与潘鼎新有一定的接触了解，还可利用其湘系背景，缓冲和协调潘鼎新同其他湘系将领的紧张关系，选择他辅佐潘鼎新，朝廷和湘系都可以接受。把一位记名提督实授为一省提督，这可是让人做梦都会笑醒的好事，他相信苏元春不但不会象王德榜那样不领情，还将会对他感恩戴德。

见苏元春踌躇满志的样子，华小榄觉得有必要向他敲敲边鼓，轻声道：“大帅，在下以为，我军虽为正义之师，然而法夷船坚炮利，兵精将强，锋芒正盛，这一仗不是那么好打的。”

苏元春默默点头。虽说朝廷对于海外列国总爱显摆天朝上国的架子，王土之外非夷即蛮，然而因两次鸦片战争均无胜算，骨子里十分惧怕洋人。时至今日，仍严令前线将士避免同法军正面交锋，在向前线增兵的同时，已派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谈判言和，这种被绑住手脚的仗确实不好打。

“朝廷一方面派兵入越‘代越守土’，另一方面又怕惹恼了洋人，明令‘不得衅自我开，违者虽胜亦斩’，对前线将士百般掣肘。北宁兵败，败在朝廷的禁令误导了前线将帅，没有积极采取防范措施，以至被动挨打、一败涂地。按理说边关有事，当武将的义不容辞。不过……”华小榄顿了一下，见苏元春仍在倾听，斟酌地说，“同洋人打仗不象剿长毛、平苗乱，战场险恶啊！”

苏元春忽地想起同治八年湘军在贵州黄飘被暴动的苗民打得一败涂地的旧事。虽然时隔十五年，现在回想起来，脊背上还觉得凉悚悚的。

清军入关以后，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依然沿袭明代土司制度，州县官员由世代承袭的当地头人担任，称为“土司”，所辖地域称土州土县。贵州苗区多为贫瘠山区，依照清朝定例，规定永不征赋。然而山高皇帝远，威镇一方的土官流官哪管什么定例不定例？各地土司本来就是一手遮天的土皇帝，得到皇上勅封，更加狐假虎威，借着朝廷的权势作威作福，加上朝廷委派的上层官员和土司相互勾结，巧立名目以各种苛捐杂税盘剥百姓，致使官逼民反。咸丰初年，苗人张秀眉在黔东南揭竿而起，各地苗民纷纷响应。因清廷倾尽国力镇压太平军，贵州各地官府尚且不能自保，剿灭苗乱更是力不从心，全省局势严重失控。

攻占南京、剿灭太平军残部后，清廷调集各省军队镇压暴动的苗民，苏元春随席宝田入黔，统领中军。官军连战皆捷，乘胜追剿，进至黄飘一带，见四周均为高山峻岭，仅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以通行，本应谨慎行事，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清军将领们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贪功急进，遂以记名提督荣维善为前队，记名按察使黄润昌为后队，苏元春与总兵张宜道、道员邓子垣各率所部居中，一万八千名清兵排成一字长蛇阵沿着羊肠小道鱼贯而行。

待清军全部进入包围圈，设伏的苗军突然发起进攻，从山上推下滚石檑木，清军猝不及防，乱作一团。数万苗军趁势从山上冲下，弓弩齐发刀剑翻飞，清军死伤无算，黄润昌、邓子垣、荣维善先后死于乱军之中，苏元春胸胁中炮受伤，与部将陈嘉率两千残兵左突右冲，好不容易才攀岩越崖逃出重围。

席宝田损兵折将，盛怒之下令将苏元春、陈嘉绑赴辕门斩首问罪，经众人求情得免一死，革职留用半年后才因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