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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这是一个标志，说明吉田在年青之时，就已具有伟大的个性和强烈的信念。

然而，巴黎和会对他还是发生了影响。国际上对日本的敌意增加了。美国1924年的禁止一切日本移民入境的排外法案就是一例。他和许多其他日本人一样，对保证日本产品在亚洲有畅销的市场和为日本工厂提供足够的原材料等问题，日益感到关切了。1925年到1926年，他在担任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时，为他的国家在三十年代征服满洲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然而，吉田也绝不是一位在政治上追求时髦的人。就在日本屈服于军国主义之时，他开始和军国主义分道扬镳了。1932年和1933年，他在日本驻外大使们的一次旅行中，遇到了也在凡尔赛呆过的爱德华·豪斯上校——大战期间，他是威尔逊的亲密助手和顾问。豪斯向吉田提出了一个忠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也给德国人提出过同样的忠告——豪斯说：在解决对外纠纷中，如果日本采用暴力手段而不是和平方式的话，明治时代以后苦心经营起来的一切必将化为灰烬。

受到明治以后亲西方传统的儒染的吉田，此时已成为一位国际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他回到日本后，把豪斯的口信传达给那些愿意听的人。这些做法使那些“穿制服的政客们”对他的嫌恶增加了。

1936年，一群叛变的军官在东京发动了一场预谋的政变——政变中，牧野伯爵险些遇难——军国主义分子控制了日本。不久，新首相提名吉田担任外相，希望筑起一道反对军国主义者的防线。但这个提案被军方否决了，吉田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

他的这一任命是幸运的，原因有两个：首先，这使吉田离开了日本。当时，日本由于“秘密侦探”的滋扰，军方的对手们处于危险之中，备受磨难、监禁，有的甚至被暗杀：其次，三年的时间里，他对英国政治的进一步了解，使他温和的亲西方的政治哲学牢固地树立起来了。如果明治维新派们的梦想后来得以实现的话，那么，日本在许多方面就可以变成英国式的了：日本可以成为一个具有君主立宪政体、议会制和坚强有力的文官政府的、强大而卓有影响的岛国。

吉田确信，日本毋需屈从于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即能保护其在亚洲的经济利益。他主张开展进攻性的外交活动，而不是进行军事侵略。尽管他持有反军国主义的观点，但在1939年返回日本后，他终于设法使自己免于入狱，吉田和日本政府中有影响的成员有联系。他徒劳地奋斗着，试图找到一条防止日本与美国和英国交战的道路。很久以后他提到，当时他曾经对东条内阁的外相说，如果不能“阻止日本对美国宣战，我将会辞职，以此来阻止内阁对美宣战，甚至让军方也考虑考虑。如果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使我被暗杀，那么，这样的死也是幸福的”。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他转给美国大使约瑟夫·格鲁一张道歉的便条，并保证格鲁被困在美国大使馆时有足够的食品。这两件事情虽小，却都需要很大的勇气。

在战争期间，吉田是非正式的反军国主义的政治家集团的成员之一。他们被称为“主和派”。不过，他就象纳粹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一样，避免采用硬抗的做法，以免使自己被投进监狱，或处境变得更糟。但在战争期间，他与其他的反军国主义者一起，也多次讨论过伸出和平触角的可能性。最后，他还是在1945年被军事警察逮捕了。他们审问他给格鲁递条子一事和他在起草给天皇的和平呼吁书中所起的作用——政府的密探从他的家人那里发现了这份奏书的副本。他终于被投进监狱。

他以其特有的幽默的性格，忍受了四十天的监狱生活。东条下台后，他确信自己不会再被陷害了。当他的儿子出世时，他的生父正好也是一名政治犯，羁留狱中。吉田认为，“尝尝监狱的滋味，对我来说也并不坏。这或者还是一个转机哩。”

他受到了其他犯人的尊敬，并将家里送来的大量食物分赠给看守们。在轰作东京时，这所军事监狱遭到了直接破坏。于是，他被转移到郊区的牢房里。（他后来写道：“我想，我要是被活活地烧死了，那将是多么不幸。”此后不久，他就获释了，回到了位于东京南面四十英里的大矶的庄园，在那里休养。他错误地认为，他将会作为一位小有名气的退休外交官在那里度过他的余生。

在日本被占领期间的一天凌晨，吉田驱车在大矶和东京之间一条被废弃的公路上行驶。“两个美国大兵突然出现在面前，向我的司机打手势，要他停车。”他后来写道，“我猜想他们是要拦路抢劫。但是，他们原来是想返口东京而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