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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心都是恨；如果被人欺负了，则总想着报仇。总之是属于那种“放不下”的类型，所谓的“问题儿童”。有一次，弟弟看见我冲上楼梯，一把死死抓住一个比我胖大得多的小姑娘的双臂，那骂不绝口的小姑娘居然被我的气势吓坏了，“哇哇”大哭起来。我这才鄙夷地松开她走下楼去。弟弟对我佩服极了，想想我那时是什么样子啊，苍白，奇瘦，绰号叫“香棍子”！

童年的理智还没有健全起来，发作大多是盲目的。当然其间还是有一定的道德标准，，即所谓的“认死理”。我认为自己是诚实的，家人却认为我在某件事上“撒谎”，由对骂而导致挨打，情感就如水库里的水倾泻而下，一定要闹出个真相来。但你又如何证实真相呢？真相不能证实，家人当然不相信，也不会去调查，家务太多，他们太忙。这个我是不想的，闹了再说。最后当然是没有结果，自己惨败。课堂上，后排男同学调戏我，乱吵，老师过来后，不说他反说我这个一贯守纪律的学生，就因那男同学出身好，是她的红人。我气急败坏，一顿乱辩，还哭起来。老师沉下脸来，训了我几句就走开了。大概她既有点看不起“出身”有问题的我，又觉得我难缠。事后我记恨了好几天。

一旦爆发，我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的，因为里头有疯狂的成份，就如被刺激发疯的奔马，必得要跑累才会停下脚步。我想，这种暴烈应该是来自血液里头的遗传吧。据说我的老外公是个疯狂的暴君，一发疯就用刀砍我外婆，我亲爱的外婆被他砍得遍体鳞伤。我继承了这种非理性的暴烈，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之下，我没有变成外公那样的疯子，而是让自己的理性监控着体内的那个狂人，在文学的王国里肆意发挥，创造了奇迹。我的理性和逻辑能力来自父辈的遗传，我曾是我父亲的得意的作品，他手把手地教过我哲学——野马皈依了强大的理性，两方面的合力构成了我的才能。

青年时代，在街道工厂做事的时候，因为受到那个厂长的欺负，无计可施，我就和另一位女同事在车间里破口大骂，整整骂了一个晚班，后来还赌气旷工，又到厂部门口当着厂长的面挑衅了一下。其结果是不了了之，并没有扣我的工资。像这一类的大爆发就远远不是盲目的了，那里面是有谋略的。当然也是对于压迫的反抗。踏入社会之后我一直为社会所排斥，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我的反抗。

我的性情是改不了也不想改了，它就这样慢慢转化成了我的写作的方式。我每天都要在写作中爆发，叛乱，和起义，然而，这种爆发，叛乱和起义却又是于朦胧中朝着某个方向的皈依。所以不论我写下什么，都可以从那里头看到多年前那个哭声响亮持久，异常躁动的婴儿的影子。这个婴儿长大起来之后，竟成了最善于用铁的逻辑来约束自己的人。我就这样在自我囚禁中得心应手地发挥着。毁掉老外公的暴戾也就这样成全了一名艺术工作者。但我并不能预测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我的逻辑崩溃，就像我父亲老年的情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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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复仇

魔鬼名叫记忆，住在深不见底的地方。我们在每个人身上看见它的痕迹。然而我们看到的那些，都是表层的、外在的记忆，比如儿子长得像父亲啦，几代人有同样的嗜好啦，父债子还啦，癌症基因啦之类。然而这记忆还有另外一种，它在人无法探测到的处所兴风作浪，到最后关头才会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人。这种记忆是超出常识的预测的。认识这种记忆，则是文学和艺术工作者的毕生工作。

我身上装着一个火药桶，这实在有些不相称。因为我内向，瘦弱，害羞，多愁善感，又爱冥思遐想。据说我出生不久，就以夜间爱哭闹为最大特征。哭一通夜不消停的情况是常有的（从我后来养育儿子的经验判断，很可能是缺钙引起的神经方面的痛苦，但那个年代缺乏医学常识，所以不知道原因）。哭并不说明我就没有忍耐力（我的忍耐力很强），只不过是我要将自己的感受传达给外界。我在身体变化之际死命地啼哭，我是一个有传达能力的婴儿。但我相信，我从来不无缘无故地哭，我应该是一个爱笑的婴儿，有一张照片纪录了我灿烂的笑容，那可是我唯一的一张婴儿照片。然而我因为爱哭在某种程度上不受欢迎——这个世界不欢迎有传达能力的婴儿，人们喜欢那种静悄悄的，不劳动大人的婴儿——这是我们文明古国的风俗。

再大一点，表达自己给就我带来灾难，受到大人们的制裁。虽然挨了打，还是要反抗，要表达，欲望是如此的强烈，愤怒可说是刻骨铭心。我身上的那股“要说话的”冲力，必定是经过了无数代人的积累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