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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陶之流恐怕在两个层面都有贡献于嘉靖,而以“春药”更突出。由于这种事特有的隐秘性质,我们实际无从确知他们提供的“春药”真实详尽的内容,因而也无法用现代实验手段证实它或否定它。不过,从当时的记载看,效果竟然是确凿的。《万历野获编》有两条记载:
时大司马【兵部尚书】谭二华纶受其术于仲文……行之而验,又以授张江陵相【指张居正】……一夕,【谭纶】御妓女而败,自揣不起,遗嘱江陵慎之。张临弔【吊】痛哭……时谭年甫逾六十也。张用谭术不已。后日亦以枯瘠,亦不及下寿而殁。【陶仲文之术】前后授受三十年间,一时圣君哲相,俱堕其彀中。{124}
“行之而验”,很明确,且非孤证,嘉靖之外,尚有名臣试之见效。第二条说得更具体:
嘉靖间,诸佞倖进方最多,其秘术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则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少女初潮】炼之,如辰砂以进。若顾【顾可学】、盛【盛端明】则用秋石,取童男小遗【尿液】,去头尾炼之,如解盐以进。此二法盛行,士人亦多用之。然在世宗中年始饵此及他热剂,以发阳气。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性交】耳。至穆宗【朱载垕,隆庆皇帝,嘉靖第三子】以壮龄御宇,亦为内官所蛊,循用此等药物,致损圣体,阳物昼夜不仆【倒】,遂不能视朝。
沈德符很谨慎地指出,真正的配方已“不可知”,他所叙述的,乃“相传至今者”。但对这些春药的奇效,他相当肯定,尤其隆庆皇帝用后“阳物昼夜不仆”一语,令我们想起同样成书于嘉靖年间的《金瓶梅》对西门庆之死的描写,应该说不是虚言。
更有力的佐证,来自以下史实———嘉靖年间,多次从民间征选幼女入宫。我们在《国榷》中找到了几例这样的记载:
二十六年二月“辛丑,选宫女三百人”。{125}
三十一年十二月“配朔,选民女三百人入宫”。{126}
三十四年九月“戊戌,选民女百六十人”。{127}
仅三笔记述,即达七百六十人。这些女孩,在八岁至十四岁之间,年龄分布很符合取“红铅”的目的,有立等可取者,也有蓄之以充后备军者,同时,这时间段正好是陶仲文为嘉靖所倚重的全盛时期(陶卒于嘉靖三十九年)。
王世贞有一首《西城宫词》,阴指此事:“两角鸦青双结红,灵犀一点未曾通。自缘身作延年药,憔悴春风雨露中。”
一切迹象表明,嘉靖年间,尤其嘉靖中年以后,宫中长期、持续而有计划地执行焙炼及供应“红铅”的任务。嘉靖必定感觉“药方”奏效,方才形成如此长期的需求。但所谓有效,实质不过如沈德符所言:“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耳。”亦即,在性事方面显出了效果,与“长生”并无关系。但是,道家偏偏对性事与长生之间的关系,独有一套神秘主义理论,嘉靖很容易从性事的有效而相信此必有助于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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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47)
嘉靖所能看到的,只是服药后在床笫之间雄壮有力,抑或身轻体健而已,他根本不知道吞入腹中的究竟是什么,各种成分的药理作用如何。在现代,任何受过一定教育的普通人,都懂得用药安全问题,都明白只能服用经过严格动物、人体实验,被证明确有疗效并且安全可靠的药物。可叹嘉靖身为皇帝,人间至尊,却勇于尝试一切完全不知来历的药物,承担连现代药物实验志愿者都不可能承担的风险。念及此,人们与其羡慕那些皇帝,倒不如好好地可怜他们一番哩。
世事真是奇怪。嘉靖此人,一生“图迥天下于掌上”,谁也斗不过他,但命运还是给他安排下一个劲敌,一个死敌,那就是他自己。当把所有人收拾得服服帖帖、唯唯诺诺之后,他似乎无事可做,于是开始跟自己较劲。他把自己分作两派,一边是皮囊,一边是灵魂。皮囊循着自然和上帝的旨意,生长、衰老、走向终点,灵魂却恐惧地大叫:“不!”灵魂一边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