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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礼，长子不应该成为别人的后代。况且兴献王只生有陛下一个儿子，虽说利于天下而为别人之后蛮高尚，但无论如何也不存在儿子让自己父母绝后的道理吧？

所以我认为，陛下在“继统”武宗的同时继续尊崇自己父母，是可以的；反之，以“继嗣”身份成为孝宗后代而与自己父母绝亲，是不可以的。“统”与“嗣”不是一回事，继统不必循父死而子立的关系，从前，汉文帝以弟弟身份继统于惠帝，宣帝则是以侄孙继统于昭帝，都没有听说需要以放弃与亲生父母的关系为条件。

仍旧是那句话，礼的本质是人情，抽掉人情这个根本，礼就走到自身反面，成为非礼。

以我个人孔见，今日之事如此处理为善：应该为兴献王在京师建立单独的奉祀场所，来突出尊亲这一最高孝道；同时本着母以子贵的原则，使陛下生母享受和兴献王一样的尊荣。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突出兴献王作为一位父亲、陛下生母作为一位母亲本来应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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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9）

人，都该当自觉认识生命本于父母这个道理；“礼”的探讨者，也都该当用自己的良心去体会礼学真义。可现在有些人，不去考量古礼的根本出发点，反而拘泥于后代的一些典故；不遵照祖训中的明确思想，反而从史书中翻出陈旧的篇章说事，这是我全然不能理解的。

本来，只有天子才可以谈论“礼”。现在，陛下虚心求言，我才敢就大礼问题发表己见。我坚决反对以廷议为大礼之议的正确意见，它将助长后世的实利主义，亦即为了利益而抛弃天伦，这是大大有害于孝道的。

手握威柄的大臣固然可以指点江山，却也不妨碍微不足道的小臣有所献言，这都合乎各自的本分。古训说，遇到什么话违乎你心，一定别忘了考量它是否合于道，遇到什么话与你志趣有异，也要看看它究竟怎样不合于道。有时候，以忠耿的样子说出的话，未必都合于道，同样，好像志趣不高的话，也未必都不合于道。我以上所谈，既不敢献谀陛下而使自己失于忠诚，也不敢为刻意表现自己的什么耿直而误陛下于不孝。一切，都请陛下明断，在我，只愿做到恳切和服从。

秀才就是秀才，头头是道，正本清源，直接从根子上打击“继嗣派”；一句“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一句“圣人缘情以制礼”，让嘉靖吃下了定心丸。

《明史·张璁传》说，此前嘉靖受阻于廷议，自己又无力反驳，正不知如何是好，“得璁疏大喜，曰：‘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立刻批转廷臣讨论。而对方的反应，则“大怪骇”，既意想不到，也很有些慌乱。可见张璁之半路杀出的威力。

为什么？

一来张璁所据理论，确实站得住脚。儒教纲常，忠孝为本，这是人所皆知的。其次，张璁认为论礼不得悖逆人情。“圣人缘情而制礼”，并非他的杜撰，查查《礼记》，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礼记·丧服四制》明白地写道：“顺人情，故谓之礼。”

其二，张璁的观点不是孤立的，背后有人，而且还是一股颇为强劲的力量。近世学者欧阳琛指出：“考赞礼诸臣之思想渊源的人，多为姚江王门高弟，则此一新旧士大夫集团之政争，实与当时新兴王学及正统朱学之对立有关，此又欲明大礼议之思想背景者不可不知也。”｛22｝

“姚江王门”，指王守仁（王是余姚人）。“大礼议”中，赞助嘉靖的人，往往为阳明弟子，或与之有思想渊源者。王氏本人虽未直接介入“大礼议”，但他的理论主张，无疑是跟继嗣派相左的，例如他说：

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礼，皆因人情而为之节文，是以行之万世而皆准，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传记之讹缺，则必古今风气习俗之异宜者矣。此虽先王未之有，亦可以义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袭礼也。若徒拘泥于古，不得于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礼之礼，行不著而习不察者矣。｛23｝

所谓“先王制礼，皆因人情”，显然正是张璁持论的基础。

王学的核心诉求，欲使理学返璞归真，从形式主义回到本义和本心，“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虽先王所未有，亦可以义起”，认为不论天理或人礼，皆源于良知即内心的真善，否则，“若徒拘泥于古，不得于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礼之礼”，走到反面。王氏所要摇撼的，正是宋以来以程朱为正统的理学。黄宗羲评之：“先生悯宋儒之后学者，以知识为知。”他要拨开这迷雾，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