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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我挺看不惯有些光华学院的学生们,觉得他们尤其一叶障目、盲目自大。但尽管这样,我却“头悬梁、锥刺骨”地要与他们“为伍”,期待着他们伸出和平、友谊的双手把我接纳。所以,这样说来,我心中最瞧不起的还是自个儿。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所有“北大边缘人”的共同心态:只瞧得起自个儿,同时,也最瞧不起自个儿。
刮了几场沙尘暴后,北京又飘起了满城又恼人、又撩人、又逗人的飞絮。
听一位农科院的朋友说,目前农科院的一些国宝级老教授们正在苦心研究一种基因,用于抑制春天杨柳飞絮的生长。
我吓了一大跳。如果自然可以任由人类这样随意改造,那么,这个世界将多么无趣!
五月底,我报了几个考研辅导班。虽说我对自己非常有信心,而且发自内心地认为没有必要往这些吹嘘得神乎其神的辅导班里砸银子,但看到面黄肌瘦的考生们恭恭敬敬地排着队,讨好地往别人手中塞用自己啃冷馒头、喝白开水省下的厚厚一沓百元大钞,还满脸幸福状时,我便再也走不动了。
考研辅导班设在北航。
当我捏着薄薄的一张听课证,站在北大西门的公共汽车站时,这才发现,两个多月以来,我竟然没有好好在北京城转转。(当然,刚到北京那次不算。)
那时,四环还没有开通,去北航可不是件容易事。记得头次去我至少倒了三趟车,其中一趟还坐反了,白白扔给售票员一枚大洋,令我一路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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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当我瞎子摸象似的找到北航大礼堂,当时的场景是何等的壮观。
相信许多参加过考研辅导班的同学应当对此记忆犹新。那场面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人头攒动、蔚为壮观。
人头,数不尽的人头,密密麻麻,一个挨一个。别说座位了,就连地板的缝都看不到。许多同学紧贴墙壁站着,还有一些干脆坐在地上。反正教师用了麦克风,只要长耳朵听就行了。而黑板上的字呢,即使你长了2。0的眼睛,估计也无济于事。更何况,考研生的眼珠子就算再套四个眼镜,视力也不可能超过1。0.
当时,我第一个反应便是:蠢!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把教授的话录成磁带,这样覆盖面又广又方便?既可以让学生随时随地反复听,又可以让教授与考研中心狂捞一笔?(后来,我曾经试验过新东方的网上课堂,我坐在空调房里,一边吃冰淇淋,一边听俞敏洪的声音,那种感觉是真爽!我曾经劝阻过一位抛妻弃子的朋友来新东方学英语,并建议他尝试网上课堂,哪料,这位大爷竟然嗤之以鼻,不屑地说:“俺不,没有现场感!”当时,我立马送他两个字:“扯淡!”)
我第二个反应是:险!首先,这么多人头,要是有个恐怖分子丢个炸弹怎么办?那时,还没有9·11,但我已经具备“全民皆兵”的警觉;其次,空气不流通,万一有人得传染病怎么办?当时,北京也没有爆发“非典”。所以,从这两点担心上我便又给自己加上一个优点:卓越的先见之明。
事实上,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来不及想太多,急忙灰溜溜地在礼堂角落的空地上一屁股坐下。坐下后,才突然想起应当往屁股下扔张报纸才是,但为时已晚。
讲台上是人民大学的朱家铭教授。按照广告所言,朱教授乃人民大学著名数学教授,也是考研大纲拟定人。曾多次参与考研数学考题的编选,具有卓越的“猜题”本事云云。
果然,这位教授气度不凡,字字珠玑,张嘴闭嘴便是:“一九XX年,我曾经编定过这样一道题,原因是……教委的考研小组编题有个原则,那便是……据预测,今年数学题目中各个科目的比重有可能是……”
而事实上,他说得更多的话则是:“考研题目风云莫测,同学们千万不可盲从或抱侥幸心理,老师的意见只是参考,最终的判断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我一听,不禁哑然失笑,这不废话吗?心中不禁为自己的N多张百元大钞深感可惜。
课间休息时,我终于得以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正当我在礼堂中“漫步”时,突然有个纸飞机直愣愣地撞到我脑袋上。
TMD,谁还玩这种弱智游戏?
当我拎着纸飞机寻找“肇事者”时,人群中,一张漂亮的脸正在冲我笑。
哦,是方卓。
记得中学写作课上老师曾用“唐伯虎点秋香”中的一个镜头向我们解释“对比”。开始秋香回头一笑时,陆子安点评曰:“也不怎么样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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