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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诸葛亮发现是人才。结果，李严还在犍为，杨洪就当了蜀郡太守（严未去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杨洪提拔的门下书佐（抄写文书的办事员）何祗，几年后也当了广汉太守，而这时杨洪也还仍然是蜀郡太守（时洪亦在蜀郡）。所以，当时益州人士都佩服诸葛亮能人尽其才（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人之器用也）。此外，被诸葛亮信任重用，同时也敬重佩服诸葛亮的益州人士，也还有一些，比如蜀郡成都人张裔等等。�

不过，这些努力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既不能改变刘备既定的组织路线（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又无法消除益州集团的顾虑。他们的账算得很清楚：蛋糕就这么大，吃的人多了，到嘴的就少了，何况“分利不均”？刘璋的时代，他们是“二等臣民”。刘备一来，他们变成“三等”了，怎么会愿意？还不如让曹魏来统治。�

那么，曹魏来了，益州集团就不会变成“四等臣民”吗？不会。因为曹魏要夺取的是天下，不是在益州占山为王。何况曹丕接班以后，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也就是由各地名流担任本郡“中正官”，负责推荐本籍士人。这对益州士族是有利的。果然，司马昭灭蜀后，就将原属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官员都调回中原，实施“蜀人治蜀”。这就更让益州集团觉得，他们反蜀汉是反对了。�

第二是“治蜀过严”。众所周知，诸葛亮执政，实行的是依法治国，而且令行禁止执法如山。这原本是对的，但也难免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中甚至有这样的话：“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这个说法很多人不赞成，因为第一，这条史料被裴松之认为不实，裴松之的说法是“未闻善政以刻剥为称”。第二，陈寿对此另有说法，他在《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评语中说的是“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一个是“咸怀怨叹”，一个是“而无怨者”，这就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当然宁信正史，不信野史，即“蜀人无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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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回天（6）

我的看法，是两说并不矛盾。因为诸葛亮治蜀虽然偏“严”，但基本上“严”得公平（当然也有不够公平的时候，比如冤杀益州豪族常房，就被裴松之认为是“妄杀不辜”）。公平，是诸葛亮大得人心之处。实际上，陈寿对此是有解释的。陈寿说，为什么诸葛亮“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呢？就因为他“用心平而劝戒明”。平，就是公正；明，就是公开。既公正又公开，也就公平。不过，公平不等于不严峻（事实上陈寿也承认“峻”）。所以，民众虽然不会抱怨不公平（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却仍然会抱怨太严峻（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也所以，《三国志》的说法和《蜀记》的说法都对。�

第三是“战事太多”。诸葛亮“数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这些都是益州集团反对的事，谯周还专门发表了他的《仇国论》。在这篇文章中，谯周明确指出，现在并非秦朝末年（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倒像是战国初期（实有六国并据之势）。所以，咱们当不了汉高祖，顶多能争取当个周文王（故可为文王，难为汉祖）。如果不审时度势，一味穷兵黩武（如遂极武黩征），势必土崩瓦解（土崩势成），可就神仙也救不得了（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

谯周此论，无疑是一篇“反战宣言”，代表了益州集团对诸葛亮、姜维等人不自量力连年发动战争的强烈不满，也是益州集团对蜀汉当局的一次公开叫板。奇怪的是，谯周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后来还官升一级，成为光禄大夫，地位仅次于九卿。这至少说明，谯周的论调很有一些市场。甚至就连朝廷当中许多人，也私下里以为然。�

第四是“人民甚苦”。正如《三国志·谯周传》所言，“军旅数出”的结果必然是“百姓凋瘁”，因为打仗是一件需要很多钱的事。这些钱不从天降，不由地出，只能在老百姓身上榨取。据《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蜀记》，刘禅投降时，蜀国人民有二十八万户，人口有九十四万人，军队有十万二千，官吏有四万。也就是说，平均每九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士兵，每七户就要供奉一个官吏。蜀国人民，实在是负担不起了！�

当然，由于诸葛亮以身作则，蜀汉官员总体上比较廉洁。要不然，这个政权早就垮台了。但我们要记住，老百姓更关心的，还是自己能够吃饱肚子。看来，蜀汉当局并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据《三国志·薛综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当时出使蜀国的薛珝（音许）回国以后就对孙权说，我看蜀国是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