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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承担。听母亲说，弟弟的鼻孔里有血，是呛死的。多少年都过去了，在梦里，我仍然拒绝接受这个事实，仍然要反驳，找出他还活着的种种理由。那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负罪感，也不光是因为害怕，可能起作用的还有倔强的，不肯认同死亡的生命力吧。

有我的作品里头，是没有消极，颓废和死亡的位置的。我自认为我的作品是生命之歌。由于与生俱来的极度的恐惧，我才选择了这种死亡演习的写作。我的每篇作品里头都有死神，也有那些决不放弃，决不低头的怪人或奇异的小动物，他们身上凝聚着千年不死的东西。这两方面的争斗一直在花样翻新。我不要听那爆竹的一声巨响，我也不要看亲人的残骸，即使听到了，看到了，我也要将它们排除出我的记忆。我决不让它们来主宰我的生活。时间一长，不要看不要听的东西便被对象化了，以越来越狰狞的面貌出现。所以我的每一篇小说都是危机四伏，它们那催命的鼓点越敲越紧，但表演的，不是死神的战胜，而是生的希望和生的光荣。

我的眼前有一个捂着双耳飞奔的长腿的小姑娘，她的步伐那么急促而野性。那个时候，她一点也没有料到她会要将这种行为艺术一直扮演到死，她只是出于强烈的本能一次次地演出，在她后面追赶的，是她永远都不能接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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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的艺术

同我的书卷气相比，我的读者更能感到我作品中那种浓厚的生活气息，那甚至是来自社会底层的生活气息。我想，这大概是因为30岁以前，我一直生活在　社会的底层吧。所以现在，尽管我探索的问题非常艰深，尽管我的所有小说都可以归结到人的本质或抽象的人性上去，我的故事和叙说依然带有浓郁的社会底层的气味。这，恐怕永远都改不了了。30岁，性格已成形，世界观也已基本确定，这些铸就了我的基本的文风。和某些人的看法相反，我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入世的人，而且从未哪怕一刻有过出世的念头。我同世俗、同社会的矛盾是一个永恒的矛盾，一种从迷惑、痛苦、徘徊到冷静、坚定的争斗过程。我的作品大部分描写的就是这个矛盾，这个过程。所以，我又怎么能够出家，怎么能抛弃这令我魂牵梦萦的一切呢？

从小我就是个矛盾体，既孤独又不孤独，我同这世俗的世界有着很深的计较——所谓的恩怨情仇。老师在讲台上指着几个捣乱鬼的鼻子说：“你们这些人，家里祖祖辈辈都没有受过苦。”我便将这句话记在日记本上，后来还记了一辈子。一般来说，家庭关系也好，玩伴之间也好，都不喜欢“较真”。说过的话就说过了，过一会儿就忘记了。所以虽然吵吵闹闹不断，却很少看到有真正的决裂。可我却不是这样，我常常同人决裂，动不动就较真，而自己的行为举止又并非无可挑剔。这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我乖张，并且是极端入世的乖张。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快乐就是同自己喜欢的伙伴一起玩耍，可我又动不动与他们闹翻，闹翻了又难以和好，于是我就长期处于交流的饥渴之中。

我的青年时代深深地卷入世俗的矛盾，大部分日子都是在人际关系的焦虑中度过。我也曾反省过自己，企图扭曲自己的个性，挽回一些败局。但最终还是败下阵来，成为了社会所不容的人。后来成了作家，又一次卷进社会生活的乱旋涡，又一次为社会所不容。回忆我同我们那里的作家协会十多年的不友好关系，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不辞去这个官方给的职位呢？值得为此惹这么多麻烦吗？当然，他们发工资是一个原因，我需要钱。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则是，这种关系正好是我创作激情产生的根源。同世俗中人的明争暗斗越频繁，不由自主的自我反省就越深入，越有力度。很少有人能知道这其中的奥妙的。那时，我听说作家协会的领导说不想要我了（因为我不参加协会任何活动，难管理），也曾有过脱离的想法，但我从未打算主动回家，而是准备让他们来“开除”。回想起来，那几次差点被开除的遭遇所引起的心灵动荡，的确产生了我最重要的作品。什么叫社会磨炼人呢？这就是吧，虽然有点黑色幽默。

我的艺术感觉渗透于我在世俗中的每一件小事，所以唯一的出路便是全盘否定世俗，“把生活变成艺术”。这种行为艺术导致了我的实验小说的诞生。我的出世和超脱则是在于我的批判力——对自我的批判和否定。从童年时代起我就生活在平民阶层，所以我的思维也具有强烈的平民特征。士大夫那种飘逸文风同我是格格不入的，可以说我的每一触角都是“界入”的。我在世俗的内面，千丝万缕的联系使我无法动弹。这样，如果我要起飞，就只能依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