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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没有一点纪律性了？

请站起来。”当我满面羞惭地站在全班面前，那份尴尬简直别提了。我知道自己不仅失了一个学生的体面，也失了一个女孩子的分寸。好好的，非学吹口哨干什么？讲台上的老师推了推近视镜，一时不敢相信这个捣乱分子竟会是一位公认的“好学生”。我因为感到了老师的失望而更加羞愧不堪。这样面面相觑了几秒钟，老师终于仁慈地让我坐下，嘱咐一句：“上课时不要再吹了。”

再吹？从那以后，别说我不想吹口哨了，就是想吹，也吹不响了。

唉！没羞没羞，连这样的丑事也写在纸上了，算是一辈子也脱不了干系了。还是赶快给自己抹点金吧。

中学六年当中，我在学业上是相当用心的。我的初中入学成绩并不理想，曾被同窗取笑。于是十二岁的孩子就有了卧薪尝胆的打算。在我的记忆中，每个周末都是在习题集里度过的。初中毕业时，我在年级里排到前几名，免试升入高中。进入高中，又成为学习尖子。在全区统一的高考模拟考试中，我的总分名列全区第一名，令同属海淀区的北大附中等一批市重点中学的老师和同学对我的母校刮目相看。正式高考时，我的总分在全北京市排入了前二十名，其中语文成绩几乎是满分。学生做到这个份上，也算雪了靖康之耻。

更让我引以为荣的是，我在中学时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即使在高考的关键时刻也不迟于晚上十一点熄灯。我坚信如果专心致志，讲究效率，不必悬梁刺股。听到古人捕萤为照的故事，我不以为然——白天有抓萤火虫的时间，不如把书读完。

牛吹了这么一通，心中略为一松：起码读者不会一味地指责我“顽劣”了。

我非常感谢我的母校。它的校风淳朴严谨，学习气氛很浓，造就了良好的学习环境。我不记得同学们攀比过吃穿，但大家在学习上却很较劲儿。

当然，这与八十年代初全社会开始重视教育，特别是把高考作为莘莘学子的首要出路的风气是分不开的。那时中专技校还不普遍，升高中、考大学几乎是就业的唯一出路。家长们对孩子的压力自不必说，对学校的压力也很大。评价学校的好坏往往只有一个指标：升学率。责任心强的老师们想尽一切办法让学生们把心思集中在学习上。什么打扮、早恋一类的事都在禁区之列。

有一天课间操的时候，邻班的班主任对一位女生的装扮不满意，因为她把长发分成两半，搭在胸前，还分别系了蝴蝶结。不久前有一部电影中一位“崇洋媚外”的女阿飞就梳了这样的发式。只见那位班主任气愤地大声说道“李××，你就爱打扮，今天竟敢梳了这样的阿飞头来上学，不成体统。你现在就回教室去，把头发重新梳好！”众目睽睽之下，那位女生抹着眼泪跑开了。

这件事总让我心里不是滋味。那位班主任固然恨铁不成钢，而且她的逻辑可以被当时的社会所理解。但为什么一定要当着全校的面？一个女孩子被当众斥为“女阿飞”，心里会怎么想？我们可敬的班主任，大概没怎么想过。

多年之后，当她翻开毕业生纪念册，品味桃李满天下的喜悦，是否也会后悔曾如此简单地伤害过一个学生。

有时，回想起学习＋学习的中学时代，我也会产生一些遗憾：六年，目标是一个接一个的测验、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六年的喜怒哀乐只为了教室墙上那一张张成绩排行榜；男生们因为成绩常不如我，而与我保持“纯学术关系”，使我偶尔的那么一点儿少女的惆怅，也不留痕迹地错过了。这一切让我对自己的“花季”颇有些伤感。以致于后来母校请我回去给师弟、师妹们作报告，校长提议我谈谈不要早恋的问题，我推脱说“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还是不讲大道理的好。”

我曾因此很羡慕美国的孩子，他们没有太多的功课压力，有大量的时间从事户外活动，发展个人的兴趣爱好，不比我们幸运吗？在纽约，我遇到一位公立中学的老师。她年过半百，一生从事教育。当我们谈起中学教育的问题，她深有感触地说“近些年世界上进行的中学生知识水平测试中，美国学生总落在后几名。美国的未来靠他们怎么行？我们过去总批评亚洲一些国家对学生管理太严，功课太重，但却没有充分认识到学习本来就是要下硬功夫的。而我们却一味追求轻松的课程，知识密度不高，对我们的孩子其实没什么好处。”

她说着说着，动了感情：“中国的老师可能很少遇到这样的事：我一个十三岁的男学生，本来学习很用功。近来却时常旷课。我反复追问他，才得知他的母亲一直未婚，但已有了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