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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新嫂嫂”命不好。她出生在乡下一个殷实的富户，嫁给一个上海人，但那人年纪轻轻就因病去世了。再婚后，生育了一双儿女，小日子过得不错，后来这个丈夫被查出曾在国民党里做过事，又因为其他一些原因，被判刑送到了劳改农场，留下她一个人拉扯孩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有时外婆带我去菜场，就会遇到她在装烂菜叶的竹筐里挑来挑去。邻家的炉具通常都放在走廊里，她家的菜锅很少发出什么诱人的香味儿。

新嫂嫂很会讲故事，我当时最爱听的是傻女婿的故事。说的是一个毛脚女婿生性好吃，且吃相难看。有一天小夫妻回娘家，妻子嘱咐他说：“我在你脚上系一条绳子，只有我拉一下，你才能动一下筷子。”傻女婿牢牢记下了，在丈人面前一派斯文，眼睁睁看着饭桌上的红烧肉不敢轻举妄动。丈人家有一只猫，悄悄钻到饭桌下。它发现了傻女婿脚上的绳子，好奇地用爪子拉了一下，又拉了一下。这下傻女婿乐了：“看来老婆还是疼我，让我多吃几口。”小猫越拉越快，他也下箸如飞。吃完红烧肉，又消灭了老母鸡，最后连筷子都来不及拿，干脆捧起砂锅，把一条大鲫鱼吞了下去，连刺儿都不吐。

这个故事，新嫂嫂无论讲多少遍都绘声绘色，而且每次都和我一起拍手大笑，让我引为知己。有一次我问她：“你从前也给小梅姐姐（新嫂嫂的女儿）的爸爸系过绳子吗？”她收敛了笑容，说：“绳子哪里拴得住男人，他们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才不听老婆的呢。”

有一天，一位头发蓬乱半白的男人敲响了新嫂嫂的房门，他的衣衫很旧，拎着个旧书包，皮肤黑黑的像是个乡下人。新嫂嫂走出门来，见了他，张着嘴呆了一会儿，警觉地问：“你怎么来了？”那男人唯唯诺诺的，声音又低又颤：“我减刑了，出来了。”接着两个人就进了屋里。老房子的楼板不隔音，听得到屋里的啜泣声和责骂声：“你还有脸回来，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的日子怎么过？”

“这些年我一直努力改造，什么活都干，这才得到宽大。当初他们说我是蓄意搞反革命破坏。这是冤枉我呀，你该晓得的。”

屋里沉默了很长时间。新嫂嫂开口了：“这是本来要寄给你的棉衣棉裤，你拿走吧，为孩子想想吧，他们已经七八年没有爸爸了，也习惯了，你回来，他们这辈子就完了。”

那男人哭着说：“这么多年我一直想着你们母子才活到今天，我只有这么一个家，你叫我去哪儿呀？”又是一片哭声。

不知过了多久，那男人手里捧着一个鼓鼓的包裹出了门，神色黯淡。在他身后，新嫂嫂啪地关上了门，嚎陶大哭。从那以后，新嫂嫂不怎么讲故事了，常见她的女儿帮她一起拉车送煤。他们一家有一天悄悄搬走了。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家具，一辆平板车就够了。我暗暗地希望，她们是去找那个男人，告诉他，这个世界上仍有他的一个家。他会听老婆话的。

辉辉与公公

辉辉是比我小两岁的表妹，住在外婆家对面的楼里。她出生的时候，因为医疗事故造成小脑溢血，致使运动神经瘫痪。她不会行走，不会说话，只能发出嗯嗯呀呀的声音。我曾经认为有智障的孩子是最可怜的，但在辉辉身上才发现，一个大脑健全，甚至聪明伶俐的孩子，清醒地看到自己身体的残障，完全懂得自己与其他儿童的不同，知道母亲眼中的神情叫做无奈，才是最残酷的事情。她分明有话要说，有话要问，但偏偏只能发出几个无人可解的模糊的叫声；她分明有冤要诉，有苦要发，但只能用纤细苍白的小拳头砸着床沿，甚至，她的手指僵硬得无法捏成一个拳头。

年幼活泼的我，每次随外婆去看这个表妹的时候，都会变得很听话。辉辉的床边，是我永远不敢撒娇的地方。辉辉的眼睛很漂亮，清澈得可以做镜子，每每震撼着我这个“姐姐”。在搞不懂她的意思的时候，我常常想在那双明亮的眼睛里寻找答案。每一次去看她，她都会把枕边的大白兔奶糖全部推给我，点着头坚持让我都吃掉。那对于我，完全是一种奢侈。我被诱惑着，却又分明感到我不应该从这个小妹妹身上索取任何东西。于是两个年幼的姐妹相执不下，直到外婆来做调停。

我们一年年长大，她永远比我小两岁。我们每隔一两年就会见面一次。

每次都有她开心的笑脸，和推给我的她的最好的食品。一转眼，她二十几岁了，长高了，脸上有了青春的红润甚至妩媚。她依然不会行走，不会说话，眼神依然纯洁得像面镜子。然而现在的她已经打开了语言的封闭。她认识字。

于是她与我的对话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