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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帮助吧，谁也难说没有这么一天。”绝大多数人都不理睬，继续看他们的报纸。

而乞丐们也知趣地走开，并不纠缠。地铁车厢里常贴着这样的宣传品：“地铁中行乞是非法的。你有理由拒绝。这是你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怎么知道他们会拿这些钱做什么？把钱捐给慈善机构，而不是给乞丐。”而行乞的人却说：“别相信这些鬼话，我们从慈善机构那儿根本得不到食物。”真不知该相信谁。这时一只脏手和一只铁罐伸到我面前。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冲他摇了摇头。心想：“昨天已经给过一次了，如果天天如此，这岂不成为一个固定开支项目了？”他走开了。我心里希望他从别处能要到一点钱。相比之下，地铁里的街头音乐家们倒比较容易得到同情。他们并不开口要，只是卖力地唱呀，弹呀，吹呀，有些人的水平还真不错，中间有不少像东欧来的。他们的收入大概够上温饱了。

今年，纽约的雪格外多，天气已成为新闻中的一条。最近电视新闻刚刚炒完了南希和托尼娅的奥运之争，又传来犹太青年被枪击，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定罪的消息。主播们个个神态严肃。这时只有雪是个轻松的话题，一个没有阴谋，没有暴力，不用担心伤害任何人的话题。当预报最近还有可能下雪时，主播们都苦笑着摇着头，说他们的车可能又要再擦洗一遍了——他们似乎都不喜欢雪。

我从地铁站出来，雪还在下，但小一点儿了。整个纽约在一片洁白中显得漂亮可爱。但雪会化的，那时这个藏污纳垢的城市又要原形毕露了。街头到处会出现动物的粪便，散落的垃圾，无家可归的人又会卧在人行道的暖气口上呼呼大睡。当然，霓虹灯会一如既往地闪烁，人们还是那样地忙碌。

重返校园

我的同学

一九九四年一月至五月，我在纽约大学电影进修班学习。班上的同学真可谓是来自五湖四海了，有美国人、瑞士人、日本人、墨西哥人、意大利人、巴西人、法国人。。当然还有我——中国人。纽约是个国际大都会，见到这么多国家的人并不稀奇，但当这一群人聚在一个教室里，操着五花八门的口音，睁着或大或小的眼睛，讨论同一主题：电影，也就真够热闹的了。

来自波多黎哥的胡里奥是个高个儿的小伙子，总带着热带海岛般灿烂透明的笑容。他酷爱舞会，狂跳一通宵是常事。即使走在街上，路边的小咖啡馆隐约传出的音乐也能让他手舞足蹈起来。班上一宣布周末有聚会，他就会马上问：“跳舞吗？”他的英语不流利，急了会把西班牙语说出来。一旦意识到这丝毫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他的意图时，他就开始做手势。每个手势都富有节奏感，好像在舞蹈，以至于大家对这些手势大感兴趣，却依旧不明白他要说什么，他只好又说英语，每句话都带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以确保我们跟上他的思路。有一次拍片，他做制片人，任务之一是负责买午饭。

他选中了中餐，当我告诉他这些中式快餐根本不正宗时，他大为诧异地说：“这已经够好吃的了，你们在北京天天都吃得到吗？”“比这个好吃多了！

如果你有机会到北京，我保证各种大菜小吃让你吃一个月不重样。”我谈起中国菜从来是不遗余力的。他张大了嘴巴，先是兴奋地大呼小叫，然后不无沮丧地说：“可惜我现在还没有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班上也有富家子弟。来自意大利的安德烈是个不足1。70米的小个子，只有二十一岁，一脸稚气，却时常要把手插在裤兜里装出老成持重的样子。可是他咬起自己手指头来，简直是一副孩子模样。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外科医生，在经济上支持他。果然是财大气粗，他租了世界贸易中心附近的一间高级公寓，月租金逾两千美元，还说：“这个很便宜，而且我喜欢那个能看海的窗户。”——谁不喜欢啊？！拍电影作业需要不少额外费用。虽说学校免费提供设备，但胶片给得有限。遇到技术不熟练拍废了片子，学生们就要自己掏钱。一般学生都要咬咬牙狠狠心才能拿出一二百美元，只有安德烈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个很便宜，你们如果有困难，我包了。”在美国，朋友们在一起吃饭都是各人付各人的帐，只有安德烈常常主动为别人掏腰包。

如果别人谢他，他就摇着头，很真诚地安慰人家：“这算什么，很便宜。”

大伙儿对他有点看不惯，但觉得他年纪小，又无恶意，也就不去计较了。不过全班一致认为，安德烈如果当制片人，非超支不可，不把他爸爸的钱全赔进去才怪呢，谁叫他样样都嫌便宜呢。

班上还有一位同学从瑞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