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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把斯大林列入名单，因为爱伦堡没同他单独接触过。这还得从爱伦堡同斯大林的关系谈起。“斯大林为什么没杀害爱伦堡”一直是很多人心里的疑问，也曾有人问过爱伦堡本人，他总这样回答：“不知道，命大吧！”爱伦堡不喜欢斯大林，“但长期信任他，也怕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对斯大林已有所认识，不再相信“斯大林英明”、“比我们大家更了解局势”这类话了。爱伦堡认为战争初期苏联的失利是斯大林轻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结果。苏联强调德国法西斯的进犯是背信弃义，爱伦堡对这种提法极为反感，怎能同法西斯讲信讲义呢？他对《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出现的太平景象十分担忧，上书莫洛托夫，向他说出自己所感受到的德国军人磨刀霍霍的气氛。莫洛托夫让部下洛佐夫斯基接见了他。“他漫不经心地听我讲话，把忧郁的目光转向一旁。我忍不住问道：‘难道您对我讲的一点都不感兴趣？’他苦笑一下回答道：‘我个人对您的话感兴趣……可您要知道，我们实行的是另一种政策。’”爱伦堡后来说，自己太天真，以为真实的情报有助于政策的制定，哪知道政府所需要的是能证明所行政策正确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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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爱伦堡的回忆与反思——《人·岁月·生活》中译本序（2）

爱伦堡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很早就有反感。1935年他到克里姆林宫参加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大会。人们对斯大林一再鼓掌，“当掌声逐渐平息下去的时候，有人高喊了一声：‘伟大的斯大林，乌拉！’于是一切又从头开始。最后大家落座，这时又响起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喊叫声：‘光荣属于斯大林！’我们又跳起来鼓掌”。回家的路上，爱伦堡想道，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者，怎么有点像萨满教巫师……想到这里连忙打住自己的思路。接着他又想到斯大林“黑白颠倒”的工作习惯给旁人造成的痛苦。“斯大林起床很迟，睡得也迟，喜欢在夜间工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癖性，但斯大林不是凡人，而是上帝，因此他的癖性会影响很多人的正常生活。部长们不敢在夜里两三点以前离开办公室：斯大林会拨打电话。部长们拖住局长们，局长们拖住秘书们，秘书们拖住打字员。许多丈夫只能在星期日见到妻子……他在家的时候，妻子不是上班工作便是在家里睡觉。‘白天’和‘黑夜’的概念消失了。”热爱人民的领袖怎么如此不关心周围的人呢？

“斯大林大概至死都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列宁的学生和他事业的继承者。”苏共二十大后，爱伦堡对斯大林进行了反思，“斯大林不仅这样说，也这样想：他正引导人民奔向崇高的目的，为此就得不择手段。我并非偶然想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马基雅弗利曾写道，为了建设强大的国家，任何手段都是好的——毒药，告密，暗杀；他建议统治者要同时具备狮子般的勇猛和狐狸般的狡猾，要像人那样聪明，也要像野兽那样凶狠。”

斯大林同样不喜欢爱伦堡，曾告诉法捷耶夫，说爱伦堡是国际间谍。斯大林也并非凭空想象，而是从口供中看到的。许多文化人供认自己是间谍后都一口咬定他们的招募人是爱伦堡。爱伦堡成了国外间谍在苏联的代理人，同法国人马尔罗单线联系。口供当然都是在严刑拷打下逼出来的，斯大林政敌的口供同样是这样逼出来的，斯大林照样根据口供处决了他们。斯大林不杀爱伦堡是因为他有用，他是苏联联系西方文化界的纽带，但纽带也不是不可以取代的。20世纪30年代不杀爱伦堡是因为他政治色彩淡薄，处世超然物外，同斯大林的反对派没有瓜葛，也没有违背斯大林意志的表现。战争期间，他的政论极大鼓舞了红军的斗志，希特勒对他恨之入骨，在1945年1月1日的命令中写道：“斯大林的宠奴伊利亚·爱伦堡宣称，德意志民族应被消灭。”命令抓到他后便在第一棵桦树上绞死他。20世纪50年代初期，爱伦堡公然违抗斯大林的意志，但斯大林已来不及杀他了。

上面谈到爱伦堡同斯大林没单独交往过，但为《巴黎的陷落》的出版事宜，斯大林给他打过一个电话。“4月24日（1941年），我正在写第三部第十四章的时候，斯大林办公室打来一个电话，告诉我拨一个电话号码：‘斯大林同志要同您说话。’妻子伊琳娜连忙把两只狮子狗牵走，它们偏偏在这时候叫起来。”接着爱伦堡记下他们的谈话内容，斯大林赞同出版《巴黎的陷落》。爱伦堡感到惊讶，战争已迫在眉睫，斯大林怎么还关心小说出版的琐事？这段话引起《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不快，担心读者会产生不恭敬的联想，建议爱伦堡删去狗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