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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7月1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批准，华人共产主义者中央组织局成为苏俄境内华人共产主义组织的唯一中央机关。该局设在莫斯科，并和俄共（布）中央密切合作。

为领导党组织，还建立了地方局，地方局跟俄共（布）委员会协同工作。例如，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下面设立了这样的组织局。领导该局的是共产党员赵永禄。（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十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0—411页）

从瞿秋白写的通讯报道中，人们可以知道赵永禄这人的点滴情况，像这样的人，也要用来做华人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也可以看出苏共急于建立华人共产主义组织迫不及待的心情。这样的人物和组织，可以叫他发表致敬的函电，捧场的文章，使自己产生一种在世界上并未陷于孤立境地的感觉，可是他们同自己国内并无联系，更不能发挥什么影响和作用，大约不久就被抛弃了。前些年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中发现的材料中有这样一件：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全权代表Б。З。舒米亚茨基1921年1月21日致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利别茨基的信中说：

朱正：《饿乡纪程》中一掌故（2）

中国的工作。中国工作的进程是：工作重心已经移到中国国内的一些地方，不得不指出，我们这里存在的那个中国共产党主义组织的中央委员会根本就没有威信，起不了任何作用，其成员也没有工作能力。事实上我们上海的那个三人小组——革命委员会才是领导机关。这个革命委员会目前领导着中国六个省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和规模相当的五个中国青年团组织。这些组织掌握着四种周刊，其中的《共产党》是起领导作用的，还有两家报纸。（引自俄国石克强整理、李玉贞译《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中共建党的文件》，见《百年潮》2001年12月号，第57—58页）

就在就近起用赵永禄的前后，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魏金斯基却有了重大收获。张申府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一文中说：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的代表魏金斯基来华，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情况，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他来到北京后，经北京大学俄籍教员柏烈伟的介绍，见到李大钊和我，他与我们就中国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特别希望我们建党。在北大，魏金斯基还召开过几次座谈会。后李大钊又介绍他到上海去见了陈独秀。（张申府《所忆》，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李大钊，陈独秀，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编者，文化思想界耀眼的明星，远不是赵永禄之流可比的。有了他们愿意出面来建党，当然工作重心就到了中国国内。就在舒米亚茨基写这信后半年，中共“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赵永禄也就成了中共史前史上的一个人名。

舒米亚茨基说《共产党》是周刊，却说错了。李达主编的这刊物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创刊，是月刊，有时还不能按期出版。

（原载2007年6月28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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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柏烈伟这人（1）

柏烈伟（ПoЛeВoй），也有译做柏烈威或者鲍立维的。俄国人，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北京大学俄文系任教师。

我是最初从鲁迅致李霁野、致台静农的信中看到这人的名字的。他托李霁野向在广州的鲁迅提出翻译《阿Q正传》的要求。鲁迅1927年2月21日复李霁野的信中说：

柏烈威先生要译《阿Q正传》及其他，我是当然可以的。但王希礼君已经译过，不知于他（王）何如？倘在外国习惯上不妨有两种译本，那只管译印就是了。（我也没有与王希礼君声明，不允第二人译。）（《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20页）

柏烈伟还为他计划中的译本索取了作者的相片。鲁迅4月9日致台静农的信中说：

我的最近照相，只有去年冬天在厦门所照的一张，坐在一个坟的祭桌上，后面都是坟（厦门的山，几乎都如此）。日内当寄上，请转交柏君。或用陶君（引者注：陶元庆）所画者（未名社似有）亦可，请他自由决定。（同上，第29页）

《阿Q正传》之外，柏烈伟还要翻译鲁迅的其他小说。他通过李霁征求鲁迅对选目的意见。1929年3月22日鲁迅复李霁影的信中说：

柏烈伟先生要译我的小说，请他随便译就是，我并没有一点不愿意之处，至于那几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