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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贩子一拍即合。大清朝在嘉庆、道光两朝，就此陷入鸦片屡禁不止流毒天下，白银大量外流，国库空虚的困扰之中。

林则徐禁烟（1）

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可歌可泣、不屈不挠之抗争史的开端。但是实际上，这个事件的历史气氛并不是那么悲壮，而是初看上去有些滑稽，仔细品味则是一种深深的悲哀。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就在这样的状态下，大清朝完成了禁烟，也迎来了一场战争。

道光皇帝一定没有想到，太平无事的大清朝转眼之间就陷入了一场战争。一场成为中国历史巨大分水岭的战争：战争之前，中国还处于古代社会；战争之后，中国将被迫迈进近代社会的门槛。事情最初源自鸿胪寺卿黄爵滋的一个奏折。公元1838年6月2日，以“遇事敢言”而闻名，因此受到道光帝青睐的黄爵滋，给道光帝上了一道要求严禁鸦片的奏折，其主要意思是认为从前的禁烟没有成效，是因为方法不当，所以导致鸦片流毒不止，祸害天下。黄爵滋分析道，从前的禁烟方法总是强调在海关海防和查禁烟馆上做文章，希望通过海关海防的严加管理禁止鸦片进口，通过查禁烟馆阻止人民吸食鸦片。他经过调查思考之后，认为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原因有二：一是官场腐败，海关和负责查禁烟馆的官员大都收受鸦片贩子的贿赂，不能认真查禁；二是大清朝海岸线太长，“沿海万里”，在海岸线的任何一个地点沿海居民为了赚取蝇头小利，都会帮助鸦片贩子搬运鸦片入境，实在是防不胜防。于是他提出一个新办法：把重点转移到对国内瘾君子的惩治上来。具体内容是限令一年戒烟，一年之后若再有吸食鸦片者，杀无赦。鸦片问题其实是大清朝的一个老问题了，几次出台政策也没有彻底解决，所以道光帝这次很是谨慎，并没有对黄爵滋的奏折立刻作出决策，而是把黄的奏折发放到各省督抚处，让大家详细讨论，提出自己的看法。讨论的结果是，绝大部分督抚都不同意黄的看法。首先大家都认为，关键还是在于查禁海口；其次也不同意对吸食鸦片者判处死刑。当时的大清朝官场高层，都以揣测皇帝心思为己任，在道光帝本人态度不明的情况下，为什么各个督抚的意见竟会如此一致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利益一致。奏折里各个督抚反驳黄的理由各自不一，但是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似乎都没有说出他们的真心话，他们真正反对黄的理由实际上都是为他们的共同利益所考虑的：首先大清朝的海关在当时实际上只有广东一省，若是仍沿用前法，重点抓查禁海口，控制鸦片的贩运和销售，则只有广东一省的地方官员需要为鸦片问题操心，其他各省官员大可乐得逍遥，置身事外，偶尔抓几个过境的鸦片贩子还可以邀功，抓不到皇帝也不会怪罪到自己头上；但如果采用了黄的提议，禁止人民吸食鸦片，则包括内地各省的地方官员们就都有罪受了，所有人的工作量都要加大不说，万一一年之后自己地方上的百姓还有吸食鸦片的，就是失职的罪过。根据大清律法，即使官员调任别处，若发现在原任地有失职行为，仍得追究官员责任。这可是大大不妙。所以各地官员几乎异口同声地反对把禁烟从海关严查变成国内司法活动。

有一件事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无论是在黄爵滋的奏折中，还是在各地督抚应道光帝之命所上的奏折中，都没有提到英国人对此将采取什么态度以及大清朝对于英国人应该如何应对的问题。大清朝的衮衮诸公，是把查禁鸦片当成一个内政问题来看待的，他们都没有认识到，英国人的阻挠才是禁烟的终极障碍。这一点在今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但是当时的确就是这样的情形，而且仔细分析也不难理解：天朝出了鸦片问题，虽然是外夷作祟，但是外夷只不过是贪图小利，想从大清朝占点便宜而已，过去大清朝一直没认真对待过这个问题，以至于外夷得寸进尺，现在天朝打算彻底解决问题，那还不是天兵一到，顷刻化为乌有？何必去考虑蛮夷的感受和对策呢？不得不承认，当时大清朝从上到下，从皇帝到一般士子，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愚昧无知到了何等的程度？！先回到历史事件中，此刻道光帝的态度仍然并未明确。就在这个当口，发生了两件事：一是10月25日，道光帝得知庄亲王和镇国公在某寺庙内吸食鸦片，二人已经成瘾。此事说明鸦片已经蔓延到皇室！二是11月8日道光帝接到直隶总督琦善的报告，说在天津查获大量鸦片，计有十三万两。这是自嘉庆初年禁烟令颁布以来查获最大规模的鸦片走私，而且据琦善报告，这批鸦片是广东人在广东从英国人手中购买，并由广东运到直隶的！于是道光帝下定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