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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来得到最多的效用。要找到他很方便，但这也有不良影响的一面：它使得察思不到万不得已绝不给他打电话；而当察思一旦真的打电话来时，巴菲特又从来不在电话上多逗留一分钟。

“只要我给出结果和年度的估计，他就会永远记住他们。”察思说道。

有一次，巴菲特指出察思对前一个电话里提过的某个数字做了改动——察思还为此争辩了几句。但当他仔细检查记录之后，察思发现巴菲特是对的。

自那以后，察思在打电话前总是事先仔细检查一遍数据。

察思的自由度是有限制的，只有巴菲特才能配置资金，并且由于西伯格从前注入到纺织品上的大部分资金早已化为乌有，于是巴菲特不再情愿追加投资。

但察思还是做了一些尝试，他曾提过一项投资建议，给出了仔细的调研及体面的项目设置为背景支持。而巴菲特的回答是：“肯，你是没法超过历史平均水平的。”

J。维恩。麦肯奇是伯克希尔的财务主管，曾经在为巴菲特合伙人企业作外部审计人员时结识了巴菲特。他说道：“肯，你要记住：在衡量一个5千美元的投资和一个500万美元的投资时，沃伦用的是同一个标准。”

在巴菲特/察思体制管理下的头两年里，纺织品的市场十分繁荣，赢利也相当丰厚。但是，他们没有再返回投资到纺织业去。察思按巴菲特的要求对存货和固定资产进行了清理，迈出了背离象牙塔的象征性步伐。公司的现金状况也好转了。巴菲特在1967年只付了0。1美元的微薄红利，但他很快又想①起这笔钱可以有更好的用处　。从此以后，巴菲特便紧握资金不放手，正如他

①　在宣告发放股息之后，巴菲特说：“当时我一定呆在浴室里。”后来，他再也没有付过股息。

自己所说过的那样。

对于伯克希尔的股东们来说——他们大多数都生活在新英格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重大的决策都是在奥马哈做出的。公司总部仍在新贝德福德，年度报表也是由肯和马尔科姆签发的，但是任何细心的读报表者都可能怀疑在舵柄之后有一双手正在操纵着它。

公司一直寻找在纺织行业中的合适定位，但可以想象的是一直没成功。

这些话写了没多长时间，巴菲特被惊动了。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研究，像奥马哈的保险公司：国家赔偿公司，它的主要拥有者是杰克。林沃尔特，也就是曾经拒绝巴菲特的要求而没有向合伙人企业投入　5万元的那个人。从那时起，林沃尔特就已经听说了巴菲特的业绩，而巴菲特也对他十分了解。

林沃尔特是一个满脑袋捉弄人的鬼聪明的大学退学生。他靠在大萧条时期为出租车提供保险发家，他的结论是：要想挣钱就得为那些别的承保人都不敢涉足的风险提供服务。

这一点对于我而言尤其重要，因为我的竞争者有比我更多的朋友，更高的学历，更大的

①决心，也比我更有人性一些　。

他是靠经营高风险的汽车保险来获利的，但林沃尔特愿意为任何别人不承保的风险提供保险——不论是钢锭缺陷，还是驯狮员，只要是你能叫得上名字的。因为这类保险的效益通常会更高一些。他还因为在全国各城市广播台承办寻宝节目而名声大噪。比如：某个广播台播出一系列线索，暗示说某地有一张10万美元的银行汇票。如果这张汇票被找到了，林沃尔特就会将它兑现，而这通常是不可能的，因为林沃尔特把它藏了起来，往往是被放在唇膏筒里埋在地底下。他提供的线索都很晦涩，比如这样的语句，“蒲公英不是玫瑰花，在你经过乔的家时你便来到一个街区中。”等等。他只在旧金山曾经兑现过一次。

林沃尔特是这样简明地陈述自己的哲学的：“世界上并没有一种叫做糟糕的风险的东西，而只有糟糕的比率。”这可谓一句价值千金、寓意深刻的话语。从巴菲特在跑马场上懂得了这一道理时起，他便明白林沃尔特和自己是同一类人。他们各自都乐于承担风险，但都只在成功可能垂青于他们时才这样去做。在巴菲特认识的一群人之中，林沃尔特是最吝啬的一个。他甚至在去市中心吃午饭的时候都把外衣脱在办公室里以省去一笔存衣费。

1967年时，巴菲特问林沃尔特是否可以在凯威特广场暂留一下，两人讨论一件事情。巴菲特说只需占用他15分钟的时间。那时，巴菲特已经从一位名叫查尔斯。海德的奥马哈经纪人那里知道，要想说服林沃尔特放弃国家保险公司绝非一件易事。

“你为何从未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