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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对了，并纷纷撰文分析此作品“虚焦点”的魅力。所以你看，在宣布北京胜出之前，我的焦点是实的，但是宣布了之后，我的焦点是虚的，这说明我拍的这些照片也是“大师级作品”。哈哈。

凤凰做过的最难的事：海上是《　凤凰号下西洋　》，陆上是《　千禧之旅　》

记者：凤凰做过的最难的事是什么？

王纪言：最难的事太多了，很难说哪个最难。如果有“最难”，在海洋上最难的就是《凤凰号下西洋》，我们是在用挑战极限的方法来追寻郑和的足迹，而这个挑战极限的过程中，很多事情是未知的，比如我们在整个的南中国海不能靠岸，要长途行驶，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在我们试图靠岸休息的时候，越南守军还用枪来扫射，所以最后我们决定不靠岸了，继续前行。发生大海啸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凤凰号具体方位在哪里，实际上他们停留在了印度洋的一个小岛，很危险。在海啸来临的时候，我们的船不仅化险为夷，并且我们的船长和记者还能到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一带参加救助活动，这是很难想象的。凤凰号要和风向下赌注，和潮汐下赌注，和寂寞和孤独作斗争，对于个人是个巨大的考验，另外他们还要在规定的时间里到达一个地方，帆船是很难有规定时间的，海上航行最艰难的就在这里。路上最艰难的要属《千禧之旅》，现在没有媒体可以操作，沿这条道路再走一遍。

记者：《千禧之旅》经历的故事能讲一下吗？

王纪言：故事挺多，最有意思的故事是《千禧之旅》团队在冬季穿越世界屋脊，当时队员们经过长途跋涉，已经消耗了大量体力，对于他们在冬季逾越世界屋脊我们不抱太大的希望。我跟老板到印度去迎接他们，计划是送他们返回巴基斯坦，由帕米尔经丝绸之路返回。经过尼泊尔时我们了解到，在冬季喜马拉雅山是可逾越的，喜马拉雅山的樟木口岸是开通的，一种力量又把我们激励了一下，于是我们在印度跟队员们开会，决定不返回巴基斯坦，从印度到尼泊尔，翻越樟木口岸，在冬季进入西藏，通过青藏路翻越唐古拉山口、昆仑山口，再走蜀道，回到北京。这是《千禧之旅》已经要走到尾声时候的一个重大决策，我们的队员真是好样的，他们在冬季穿越世界屋脊，春节期间到达了北京。

秋雨先生是最好的媒体合作者

记者：凤凰与学者联手做节目，从建台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在进行中，您作为一名学者，怎样看待与凤凰合作过的学者和专家？

王纪言（9）

王纪言：说起《千禧之旅》，我想起了秋雨先生，就是他这样一位儒雅的江南大学者伴随凤凰走完了全程。前段时间总有一些文化界的人，对秋雨先生爱品头论足，我认为秋雨先生是一个最好的媒体合作者，当年秋雨先生写完《行者无疆》的时候，有些出版商、出版界的人让我说说秋雨先生书中的文化含量是什么，我都没说，我说这用不着，一个文化学者在行走过程中，把他的文化传达出来，不仅通过电视，还通过著作传达出来，他应该是最成功的。秋雨先生在不同的文章中，已经讲到过很多合作的事情，但是他没有讲他自己。我在跟秋雨先生谈合作的时候，从来没有跟秋雨先生说过给他多少待遇；秋雨先生也从来没有问过给他上了多少保险。作为自幼生长在江浙一带的文化学者，他不像我长在内蒙古，吃羊肉出身，来自鱼米之乡的他在全程和凤凰员工一样克服异域带来的饮食方面的不习惯，尤其是《千禧之旅》沿途经过的几乎全是阿拉伯世界，他没有对自己的饮食生活待遇提出任何要求。坐车秋雨先生从来是坐4号车的后座位，谁都知道，在长途行军中的吉普车，前座舒服，视野好，颠簸也少，可他从来都是坐后面。凤凰的几次电视行动邀请秋雨先生参加，他没有一个助手同行，我曾提出说在北京给他搭一个班子，帮助查资料，因为所有讲述，所有的文字，都即时出现在路途中，但秋雨先生没有答应。一个大学者，与媒体同行，我先不说写出什么文字来，他的勇气和毅力就值得我们电视人钦佩。所以他跟《千禧之旅》的摄制组成了患难朋友，成了生死之交。另外凤凰还和很多文化学者建立了很好的伙伴关系，像《穿越风沙线》中的徐刚先生，他带领着我们行走三北防护林；还有葛建雄先生等等，一直到台湾的李敖先生。

和李敖先生合作了这么长时间，越合作越愉快

记者：怎样评价凤凰和李敖的关系？

王纪言：李敖先生有他独来独往的性格特征，由于他独特的语言方式、行为方式和表述方式，他在凤凰开办《李敖有话说》很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