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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我们的许多同志不知道民间文艺也有著作权，更不知道如何保护民间文艺的著作权；国外的使用者是知道的，但是既然我们不知道，他们也就装着不知道。他们带着摄像机，在云南、广西、西藏、新疆周游一圈，拍摄了我国少数民族许多富有特色的民族歌舞，带到国外以后卖钱。

我们的同志哪里知道这里也有个权利问题？看到洋人来了，乐滋滋地搭台子，拉班子，分文不收地表演，巴不得让人家多拍几盘带子。如果提醒说；别演了，你们面前的洋人是“海盗”。恐怕许多同志会翻白眼，以为是疯子在呼喊。其实，那些洋人真是“海盗”，他们专门盗取没有著作权保护的国家的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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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类的共同遗产

·　吓人的大帽子——向帝国主义屈服 ·　版权没有姓“资”姓“社”之分 ·　国外版权受本法保护

版权立法工作经过两年的停滞之后，于1989年重新提到国务院和全国人大的议事日程。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了这个法律草案。

尽管在会议上没有当即宣布通过，但在几天之后，便采取传阅批准的方式，批准将这个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

版权立法的这种进展，表面上看，是科学算帐的结果，即从人们心头卸下了那六亿美元外汇的沉重包袱。但从根本上说．是一场思想斗争的结果。

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建立一个对外开放的版权保护制度，还是制定一个与外国隔绝的封闭式的版权保护制度。这是涉及到版权制度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其结果将导致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版权法。

曾经有一些同志认为，著作权法是国内法，不应该提及外国人的事。他们说：“咱只管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的事，只管十一亿六千万中国人的事，外国人的版权不必考虑。”

如果是在十八世纪，这种意见也许能够行得通，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情况不一样了。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和通讯的发达，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国与国之间的距离缩短。文化艺术和科技作品作为一种无形的知识产权，一旦发表便可超越国界进行传播，任何人都阻挡不住。闭关锁国已不可能。中国要想走向世界，就必须让世界走进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对国际社会开放的版权保护体系。

尽管这些道理很明白，一提起保护外国人的版权，一些同志从感情上就接受不了。

他们说：“什么外国人？还不是美国及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挥舞版权的大棒，敲我们，压我们，完全是一副帝国主义的嘴脸！保护外国人，实质上是向帝国主义屈服！”

这顶帽子可真是挺吓人的。

坚持把保护外国人版权的条款写进中国著作权法的同志，似乎成了帝国主义的奴才。这样的大帽子，如果是在“文革”那种疯狂的年代，能把人压死。

但是时代变了，中国人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找到了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越来越明白自己是国际社会中的一员。

不错，版权保护一开始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版权的双边保护和国际保护一开始就是由西方一些大国操纵的。它对这些大国的智力成果有利，对发展中国家则是一种约束。但是，表面上看版权国际保护维护的是大国利益，但实质上，它是在维护这些国家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创造者的利益，是在维护为世界创造着灿烂文明成果的智慧源泉的利益。正因为如此，版权的国际保护，从一开始起，就并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政客们的主张，而是这些国家的文学艺术家、科学家们的主张。它是在雨果、左拉、狄更斯等著名作家的直接推动下建立的，是他们留下的另一种杰作。

同时，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断提高，他们要求改变不合理国际版权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任何大国都不能无视这种呼声。无论是双边保护，还是国际保护，都不断完善，增加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条款。

我们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版权保护已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承认并遵循的国际准则，谁想进入国际大家庭，都必须遵守这些准则。

这些话，我们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说，但在当时，它很容易被人指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一位学者就被人扣过这种帽子。直到今天，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有人指着他的鼻子厉声斥责时的情景。

那声音说：“你一口一个共同准则，还有没有阶级立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能有共同准则？社会主义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