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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年代效率是很高的，五天后，即26日清晨，徐向前即率部出发，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前往送行。望着徐向前等人渐渐远去的身影，刘伯承说：“冀南情况复杂，又是大平原，打游击可比不了山地。向前同志的这副担子可不轻呢！”邓小平说：“这副重担，非他挑不可。”从这个时间顺序上我们不难看出，冀中的确如聂荣臻所说的，“是我们党在平原上开创的第一个根据地。”有了冀中做例子，在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已变得十分肯定，相当乐观了。不过，这是毛泽东给党内高级干部的指示。在公开场合谈及这个问题时，毛泽东仍是十分谨慎的。

1938年3月15日，毛泽东对即将去敌后工作的抗大学员讲：“抗大三期的同学要毕业了，军委直属单位也有一些同志要到前方工作，我今天来给你们上一课。课题是：古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

《水浒》上鲁智深曾经大闹五台山，今天聂荣臻同志也在大闹五台山。他率领八路军一部分队伍，在那里建立了第一块抗日根据地。他比鲁智深厉害得多呢！老百姓讲，聂司令下一道命令，平汉路、同蒲路上的火车就开不动了。”

毛泽东讲，“到敌后去抗战，就是学聂荣臻同志，就要像下围棋一样，先做好‘眼’。我们党要在敌后建立起星罗棋布的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又具体指出：“太行山、吕梁山、大青山、沂蒙山、大别山、洪泽湖、太湖、茅山、四明山、天目山等地，是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最理想的所在。”

可见，在那时，毛泽东仍主要是把山区看做可以做活的“眼”。

1938年5月，冀中根据地已初步建立，而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时，仍说在平原地区能否建立长期支持下去的根据地，还需在实践中得到证明。

毛泽东对在平原建立根据地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正常的。因为在此前，共产党只在崇山峻岭之中建立过根据

地，还从没到像冀中这样的敌伪眼皮底下的大平原建立过根据地。党内不少人对此的确信心不足。正如聂荣臻所指出的：“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困难确实更多一些。过去，由于我们党的根据地大多建在大山之中，有的同志就产生了错觉，以为只有深山峻岭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太强调了地形的决定作用。”

十年内战时期，红军战士习惯于在山区作战、生活，乍一到平原，就会觉得空荡荡的不踏实，回到山区，就如同回到故乡一样高兴。程子华在回忆起红25军在1934年的一段战斗历程时，说：“上了伏牛山，战士们都喜形于色，非常活跃。因为长期习惯山地作战，这些天全在平原上紧张的行军作战，很不习惯，现在又上了山，战士们高兴是很自然的。”由此不难理解，一些长年战斗在山区的干部来到冀中，看到这样的地方居然有这么好的根据地，自然感到十分新奇。一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回忆说：我参军后，净是战斗在贫穷的山沟，一直没看见过平原，这次一过铁路，就望不见山了，一马平川，真是村庄稠密，处处饮烟啊！真是与山地感觉大不一样。如果说，在十年内战时期，曾有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对我们党能否在山区创立根据地表示怀疑，那么，在抗日战争阶段，也有人对在平原地区能否打红旗，表示疑问。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这种怀疑并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的。要在平原地区坚持抗战，就是要比山区更困难一些。其实，早在1939年，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就曾阐述过这个道理。他说：“经过敌人五次战役‘扫荡’之后，冀中所有城市俱被敌陷。这里必须了解，城与城之间的距离很近，从十八里到六七十里。我们的兵团——游击部队即在这种狭窄的地区艰苦奋斗。”这里提到的“敌人五次战役‘扫荡’”，是指日军从1938年底至1939年初，对冀中的五次围攻，经过这五次进攻，日伪军占去了冀中全部县城和一些重要市镇。

这样一来，敌军不仅在冀中四周驻有重兵，在冀中腹地，也摆上了子。形势更加严峻。关向应说：从冀中的具体局势看，即可以意识到那是一种怎样艰难的环境。很明显，在那样密集的据点之间的狭窄地区遭到敌人不时的合击，它不能不处在不断的连续行军与作战中。二年来的考验证实了，如果不是素质优良的部队将不可担负起这一个任务。另外因为是在平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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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冀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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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