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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要挺住！”
“可这棺材里没有空气……我快憋死了……我看不到我们的女儿了……”
“不！你一定要挺住！你一定会看到的……”我拼命地扒着硬邦邦的泥土，手指扒出血了，冒着血丝……
忽然，不知从哪冲出来几个造反派，虎视眈眈地冲我吼道：“周贺玉已经死了，你为他扒坟就是为反革命鸣冤叫屈！”
“不！他没死，他还活着！他没死！”我冲他们大声吼着。
那帮造反派冲上来拽我，我跟他们拼命厮打……
母亲把我叫醒了，问我怎么回事。我哭喊道：“贺玉死了，他被煤烟熏死了……”
几天前，我听到一个出纳员讲了一个真实故事，郊区农村一个男人被煤烟熏死后埋进土里，可他一见空气又活了，就拼命敲打棺材，被前来上坟烧纸的妻子救了出来。
第二天早晨，我哭喊着要去找贺玉，父母坚决不同意。
父亲骂我：“你这败家的孩子，梦是反的，梦见他死了，说明他还活着！”
母亲也劝我：“雅文呀雅文，你这是哪辈子欠贺玉的？”
不管是哪辈子欠的，这辈子肯定是来偿还了。我这人太痴情，无论是对事业还是对爱情都是如此。后来我对贺玉说：“你要上前线打仗，不等你战死，我非想死不可！”
我不听父亲的劝阻，跑到附近一所中学打电话问体委工作人员的家属，体委的人都去哪了。她告诉我，他们住在佳木斯西郊靠山屯一家敬老院里，坐公共汽车到西郊终点下车，再往南走一个多小时，具体地点她也说不准。
1969年1月10日，刚生完孩子一个月零九天。
我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把女儿留给母亲，拖着虚弱不堪的身子，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高寒，踏上了开往西郊的公共汽车……
汽车在冰天雪地中颠簸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西郊终点站。下车后，打听几个人都不知道敬老院在哪。我只好往南走，出了城区，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雪野，见到两条小道不知该走哪一条，只好冒踏上西南那条小道。刚生完孩子，又接连三次煤烟中毒，身体十分虚弱，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终于遇到一个满脸霜雪、头戴狗皮帽子的农民，听他一说，我差点瘫倒在雪地上……
“你走错了，靠山屯敬老院在东南边！你得往回走，走东南边那条小道！”
我只好返回来，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终于来到了靠山屯敬老院——我和贺玉终生难忘的地方。
我走近高冈上的两幢茅草房，看到土墙上贴着“打倒反革命分子周贺玉”的标语，我的心紧张得都快跳出嗓子眼了，我不知贺玉是否还活着……
院子里静悄悄的，没人，我急忙推开南面一扇挂着大厚门帘的屋门，只见屋里坐着十几个黄棉袄和黑棉袄。除了体委的几个人，其他人我都不认识。他们一见到我感到很惊讶，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来看周贺玉。
他们低声交谈了几句，让我坐在炕沿上等一会儿。
等的时间并不长，可我却觉得像等了一个世纪似的。我紧张地盯着挂着厚厚白霜的门帘，不知那道门给我带来的是亲人，还是噩耗……
少许，当我看到头戴破帽子、身穿破棉袄、腰上扎着草绳子、胡子拉碴的贺玉掀开门帘低眉顺眼地走进来，我心里顿时像刀割一般，转而又在心里惊呼：“啊，他没死，他还活着！他没死，他还活着……”
贺玉看到我却大吃一惊，眼里“倏”地充满了泪水……
进门前，我一再告诫自己，不管怎样，绝不能在他们面前落泪。可一看到贺玉眼里的泪水，我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自己了。这时，贺玉急忙眨了眨眼睛，意思告诉我，外面风吹的，急忙把泪水重新又收回到眼帘里……
贺玉后来告诉我，他和体委主任及一名参加过“三青团”的篮球教练，被关押在真正的牛棚里，四处露天，想煤烟中毒都不容易。他们用报纸把牛棚全部糊上了，搭起炉子，但仍然很冷，晚间睡觉都要穿棉衣、戴帽子。三个人除了挨批斗，要给造反派刨室外厕所，烧炕，掏煤灰，刷碗，上山砍柴……
刚生完孩子，又经历了几次生死大难，此刻，有多少话要对亲人说，有多少委屈要向爱人倾诉啊！可是，他站在北门口，我坐南面炕沿上，我们只能透过十几双冷冰冰的眼睛，远远地望着对方……不过没关系，只要他活着就好，只要他活着我们一家三口就有团聚那天！
《生命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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