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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砍手帮”臭名昭著。

99年，手持据称有艾滋病毒的注射器威胁索要旅客钱财的“扎针党”也出现了。各种犯罪行为的聚集，使火车站一度有了一条200多米的“惊心路”，人们走过时都要提心吊胆。

西广场通道人行天桥的二层平台上，每天都有十几名男女或坐或卧，他们大多神色萎靡，衣衫褴褛，深陷的眼窝中流露出冷漠的神色，一个三十岁的人看上去象五十岁，一名面色发青的男子，朝天撅着屁股，褪下的裤子都懒得提上去，他刚刚在自己的腿股上注射了用水稀释的白粉，裤子还没提起来就把眼睛闭上了。这里是火车站附近吸毒者的栖息地，他们正大光明的吸毒，为了搞到毒资就在天桥上向过往旅客偷、抢和敲诈。离天桥不远处，火车站雇佣的保安手握一根棍子，紧紧盯着天桥上的“瘾君子”们，他的职责除了看管寄放在这里的摩托车和自行车外，最重要的就是阻止瘾君子下到这里来，如果他们要是下来，他就拿棍子打他们。

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从83年以来，各级政府年年组织多方力量，开展“严打”行动，大量犯罪团伙被摧毁，然而，严打的效果并不能持续很久，整顿过后，故态复萌。犯罪团伙重新洗牌，通过暴力分割势力范围。例如“拉客帮”被打掉之后，分裂成五大帮派：“郑老五帮”，负责站西路一带；“山头帮”，负责走马岗一带；“潮哥帮”，负责沙涌南一带；“刘四帮”，负责暖草公园一带；“老杨帮”，也同在站西路。当时5个帮派中，“郑老五”和“刘老四”稍大，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但都不能吃掉任何一方。

在各帮派之间争抢地盘的过程中，“背包党”逐渐控制了火车站的拉客市场，邹光龙成为了野鸡车市场的老大，他拉拢腐蚀工作人员，很快控制了站东广场的拉客市场，又控制了“野鸡车”的客源。

2000年，以邹光龙为首的羊城“背包党”出现了。

据当地电视台《社会纵横》调查报道，有近1000名从事拉客住宿的成员活跃在火车站广场。他们分成20个队，每队由一名队长分管50人。

背包党最初只是为野鸡车和旅馆拉客，后来他们的包里装上假发票、假车票、酒店介绍和假证件，整日游荡在火车站、省汽车站、市汽车站和留花车站之间，主要瞄准外来人员，偷、抢首饰、手机、背包，卖假发票，调换假钞。随着队伍的壮大，这些犯罪分子甚至敢与执法人员对抗。在火车站曾经有多次群殴事件，几百“背包党”成员与保安数次发生冲突，警察鸣枪才得以制止。

邹光龙名声渐响，成为火车站的黑帮老大，多个帮派都想拉其作为靠山，他开始招集马仔一两百人为打手，向各帮派收取保护费，甚至一个水果摊一个电话亭都不放过。

直到一年以后，也就是2001年，领导三度微服探访火车站，要求“重典治乱”，　羊城火车站进驻大批核枪实弹的武警，开展了最大规模的一次“严打”行动，邹光龙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在这次“严打”中被摧毁，邹光龙被判死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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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0月19日，邹光龙的两个马仔率领几十名打手向火车站周边的店铺收取保护费，众多店铺对黑恶势力往往委曲求全，甚至有店铺老板主动寻求保护，在登峰街有一家卖叫花鸡的富贵菜馆拒绝交保护费，马仔令手下将桌椅板凳及门窗等砸得稀烂后扬长而去，临走前威胁说如果晚上不交钱就再砸一次。

当天晚上，四个人在一片狼籍的店内点着蜡烛商议对策，他们是三文钱、大怪、寒少爷、高飞。

三文钱说，“这事，忍了吧。”

大怪说，“挣那么多钱有啥用，还被人欺负。”

寒少爷说，“咽不下这口气。”

三文钱说，“咱们斗不过，人少。”

寒少爷说，“去东北叫上炮子那帮人，都拿上枪，不信制不了他们。”

三文钱说，“离的太远了。”

大怪说，“是啊，咱就是人少。”

高飞说，“咱的人不少。”

寒少爷说，“人呢，都在哪？”

高飞说，“火车站。”

房子里很快挤满了各式各样的陌生人，挤满了全国各地来的不可救药的二流子，这一切即将使用砖头，匕首和木棍的人都是从火车站广场找来的。

高飞对他们说，“一会，我们要和人打架，每人发100块钱，不愿意的就滚蛋。”

“150，”人群里一个人喊道，“100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