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部分(第1/3 页)

我头一回到理发店去理发——严格地说，这是第二次，因为三十多年前我在天津中原公司理过一次，但是这一次在理发店遇到的事还是头一回。我一坐上座位，就发现了在哈尔滨百货店里看到过的叫不出名称的东西。我问理发员，旁位上呜呜响的是什么，他说：“吹风。”我问：“先吹风还是先理发？”他一听，怔住了：“你没理过发吗？”他还以为我开玩笑哩！后来弄明白了，我们都不禁大笑起来。等到我头上也响起了那呜呜之声时，我心里更乐了。

我头一回坐公共汽车，给俭六弟造成了一场虚惊。我排队上车，看到人们让老人小孩先上，我也把身旁一位妇女让了上去，却不知这是位售票员。她看我不上，就跨上了车，车门随着关上，车子也开走了。过了一会儿，俭六弟从下一站下了车跑来，我们俩离着还老远就彼此相对大笑起来。笑过之后，我信心十足地对他说：“不用担心，决出不了事！”在这样多人的关怀下，我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就在这天上午，我从三妹家附近一个商店里，刚找回来昨天丢在那里的一个皮夹子。难道我这个人还会丢了吗？

北京市民政局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北京，熟悉生活，组织了特赦后住北京的一些人，包括从前的国民党将军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参观。我们看了一些新建的工厂。扩建的各种公用事业以及城市的人民公社等单位，历时约两个月。最后，经同伴们的请求，游了故宫，由我临时充当了一次解说员。

令我惊异的是，我临离开故宫时的那副陈旧、衰败的景象不见了。到处都油缮得焕然一新，连门帘、窗帘以及床慢、褥垫、桌围等等都是新的。打听了之后才知道，这都是故宫的自设工厂仿照原样重新织造的。故宫的玉器、瓷器、字画等等古文物，历经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以及包括我在内的监守自盗，残剩下来的是很少了，但是，我在这里发现了不少解放后又经博物院买回来或是收藏家献出来的东西。例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经我和溥杰盗运出去的，现在又买回来了。

在御花园里，我看到那些在阳光下嬉戏的孩子，在茶座上品茗的老人。我嗅到了古柏喷放出来的青春的香气，感到了这里的阳光也比从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宫也获得了新生。

一九六○年三月，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北京植物园，开始了每天半日劳动、半日学习的生活。这是我走上为人民服务岗位前的准备阶段。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我在温室里学习下种、育苗、移植等等工作。其余的半天有时学习，有时进行这本书的写作。

我在前半生中，不知“家”为何物。在抚顺的最后几年里，我开始有了“家”的感觉。到了植物园不久，我觉得又有了第二个“家”。我处在自上而下互助友爱的气氛中。有一次我从外面游逛之后回来，发现那只表不见了，不免十分惋惜，觉得在这么长的路线上，无法去寻找，只好作罢。同屋的总务员老刘知道了这件事，他本来正该休息，连休息也忘了，问清了我游逛的路线，立刻就出去了。许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休息着的人都去找表，我被弄得很不好意思。后来老刘从四季青人民公社一个大队的食堂前找到了它，非常高兴地拿了回来。这时，我觉得我接过来的不是一只表，而是一颗火热的心。

这年的夏季，植物园里建立了民兵，每天进行操练。我报名参加，别人都说我年岁超过了标准。我说：“作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我也应当站在保卫祖国的岗位上。”后来人们被我说服了，我参加了操练，当上了一名超龄民兵。

我站在植物园的民兵排里，心里想着我们的队伍有多大。这里是几十个人，但整个民兵队伍却是若干若干万。我想，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列入那个像洪流的队伍中，在天安门前经过呢？

这个愿望很快得到了实现。我参加了支援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百万人游行的队伍。这不仅是一百万，而是全世界参加共同斗争的千百万人的一部分。我们高声呼着口号，走过了天安门。在天安门上刻着我们的心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从此我开始了社会活动。从这些活动中，我感觉到自己同全国人民，全世界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人民连在一起了。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拿到了那张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我觉得把我有生以来所知道的一切珍宝加起来，也没有它贵重。我把选票投进了那个红色票箱，从那一刹那间起，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