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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冈叫我挑选几个随行的人。因为飞机小，不能多带，我挑了溥杰、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和随侍大李。“福贵人”哭哭啼啼地问我：“我可怎么办呢？”我说：“飞机太小，你们坐火车去吧。”“火车能到日本吗？”我不假思索地说：“火车能到。顶多过三天，你和皇后他们就见着我了。”“火车要是不来接呢？我在这里一个亲人也没有呀！”“过两天就见着了，行了行了！”

我心乱如麻，反复思索着如何能逃脱死亡，哪还有心顾什么火车不火车呢？

飞机飞行的第一个目标是沈阳，我们要在那里换乘大型飞机。从通化出发，和我在一起的是吉冈、桥本、溥杰和一名日本神官（随桥本捧“神器”的），其他人和一名日本宪兵在另一架飞机上。这天上午十一时，我先到了沈阳机场，在机场休息室里，等候着那另一架飞机。

等候了不久，忽然响起了一片震耳的飞机马达声。原来是苏军飞机来着陆了。一队队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走下飞机，立即将机场上的日本军队缴了械。不大的时间，机场上到处是苏联的军人。这是苏军受降的军使来到了。

由于这个变化，我没有能够到日本去。第二天，便被苏联飞机载往苏联去了。

我的前半生……一　疑惧和幻想

一　疑惧和幻想

飞机飞到赤塔，天差不多快黑了。我们是第一批到苏联的伪满战犯，和我同来的有溥杰、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和一个佣人。我们这一家人乘坐苏军预备好的小汽车，离开了机场。从车中向外瞭望，好像是走在原野里，两边黑忽忽的看不到尽头。走了一阵，穿过几座树林，爬过几道山坡，道路变得崎岖狭厌，车子速度也降低下来。忽然间车停了，车外传来一句中国话：

“想要解手的，可以下来！”

我不觉大吃一惊，以为是中国人接我们回去的。其实说话的是一位中国血统的苏联军官。在我前半生中，我的疑心病可把自己害苦了，总随时随地无谓地折磨自己。明明是刚刚坐着苏联飞机从中国飞到苏联来，怎么会在这里向中国人移交呢！这时我最怕的就是落在中国人手里。我认为落在外国人手里，尚有活命的一线希望，若到了中国人手里，则是准死无疑。

我们解完手，上了汽车，继续走了大约两小时，进入一个山峡间，停在一座灯火辉煌的楼房面前。我们这一家人下了车，看着这座漂亮的建筑，有人小声嘀咕说：“这是一家饭店呵！”大家都高兴起来了。

走进了这座“饭店”，迎面走过来一位四十多岁穿便服的人，后面跟着一群苏联军官。他庄严地向我们宣布道：

“苏联政府命令：从现在起对你们实行拘留。”

原来这是赤塔市的卫戍司令，一位苏联陆军少将。他宣布完了命令，很和气地告诉我们说，可以安心地住下，等候处理。说罢，指着桌上一个盛满了清水的瓶子说：

“这里是有名的矿泉，矿泉水是很有益于身体健康的饮料。”

这种矿泉水乍喝有点不大受用，后来却成了我非常喜欢的东西。我们就在这个疗养所里开始了颇受优待的拘留生活。每日有三顿丰盛的俄餐，一次俄式午茶。有服务员照顾着，有医生、护士经常检查身体，治疗疾病，有收音机，有书报，有各种文娱器材，还经常有人陪着散步。对这种生活，我立刻感到了满意。

住了不久，我便生出一个幻想：既然苏联和英美是盟邦，我也许还可以从这里迁到英美去做寓公。这时我还带着大批的珠宝首饰，是足够我后半生花用的。要想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确定我能在苏联住下来。因此，我在苏联的五年间，除了口头以外，共三次上书给苏联当局，申请准许我永远留居苏联。三次上书，一次是在赤塔，两次是在两个月以后迁到离中国不远的伯力。这三次申请，全无下文。

伪满的其他“抑留者”①，在这个问题上，自始至终与我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

①拘留中的伪满文官身分是抑留者，武官是战犯。

我到赤塔后不几天，张景惠、臧式毅、照治等这批伪大臣便到了。大约是第二天，张、臧、熙等人到我住的这边来看我。我以为他们来给我请安的，不料却是向我请愿。张景惠先开的口：

“听说您愿意留在苏联，可是我们这些人家口在东北，都得自己照料，再说，还有些公事没办完。请您跟苏联人说一说，让我们早些回东北去，您瞧行不行？”

他们有什么“公事”没办完，我不知道，也不关心，因此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