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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那几年，你对人对事的敏感度，你把握的尺度，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觉得都要感谢那几年做记者的经历。

梦霞：所以说一个好的记者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主持人，但是一个好的谈话节目主持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好记者。

李静：没错。现在好多人从院校出来直接做娱乐节目主持人，就是缺了记者这一课。只会跟明星说话，不会跟“人”说话。我觉得我最好的一课就是做记者那几年，我记得崔永元也说过，他最大的积累就是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还有就是我的性格里面有一种东西，我喜欢刺激，特别喜欢冒险。有很多人会觉得多危险呀，但是我就觉得特别有使命感，那时候晚上睡觉都不脱衣服，因为随时就要出发，那种使命感让我觉得特别好。

梦霞：既然你对做记者也很有兴趣，为什么又会走了另外一条路？

李静：我觉得自己骨子里还是跟文艺更有关系吧。我一直是在学音乐，其实做记者是改行了，后来就还是想做跟音乐、跟文艺有关的东西。

梦霞：你大学学的是音乐，怎么会做了主持人呢？

李静：大学毕业后我分在张家口电视台，开始的时候做编辑，后来领导觉得这小孩长得还行，就让我做主持人。这时候我突然就发现我哪儿都不对了，我整天挨批，因为我比较特立独行，然后电视台又是那种作风，要求特别统一，我的那种方式他们都接受不了。

你比如说，当时在电视上说话都得高着声说：“大家好。”因为我学过音乐，我知道那个声音难听，他们非让我那么说我就非不肯，当时大家就觉得咱们一直都这样啊，你为什么不这样呢？很多东西他们不需要改变。不肯的时候我就争执，还有很多方面是这样。

我就觉得太可笑了，我当时二十多岁，也年轻嘛，我就觉得所有的东西都那么不对，都应该再重新创作一遍。我内心非常苦恼，所以后来考上电影学院我就走了。

梦霞：北京电影学院又给了你什么样的影响？

李静：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非常欣赏自己了。到电影学院后我们每天都有电影分析课，看了大量国外的电影，看了以后老师还给分析，这时候我就豁然开朗了。因为在电影中强调的是人性，人性是多重和宽容的。你比如说，人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甚至是脾气特别古怪的人都让你觉得那么真实。我就明白，哦，原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个性，不用大家都做一样的人，我就觉得特别美好。所以说就是电影让我看到了真正的人性的东西。

包括我特别喜欢看的伯格曼的电影，它很痛苦、很挣扎，但是它很人性。所以在电影学院的经历对我做电视启发特别大，对我的思维角度，对我对真实性的理解都提供了特别好的依据。

梦霞：学习电影对你做电视具体有些什么帮助呢？

李静：电视是一个快餐的东西，它其实是特别浅层的，因为它的表达手段就决定了你必须是特别浅层的表达。但是电影是完全不同的，它的表达是非常深刻的，同时又是非常自我的。

电视好像就是一种讲述。电视里你讲的都是一个事，一个社会现象，而电影是诗意的，是有层次的，它是有很多表现手段来支撑的，是跟电视的表达完全不一样的。我学了那么多年电影，我把我的那种感受加到电视里去以后，我发现也会不一样，你看《超级访问》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有一种东西特别感动，其实那就是很电影化的东西。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李静：我是一个结构比较完整的人（2）

比如，我最早在谈话节目里面用音效。我2000年开始做《超级访问》，当时的谈话节目也就那么几档，《实话实说》是用了一个乐队，但我们最早尝试嘉宾和主持人谈话的时候背景衬着音乐，还有效果声，还有字幕。1999年我做第一档节目《小鸡捉老鹰》的时候就用字幕，那时还根本没人用。

梦霞：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加字幕还得花钱，你可是自己投资啊，别人都没用你为什么要用呢？

李静：当年为了这个字幕我们就一点钱都没有了。因为我当时无意间听到一个朋友跟我说，增加字幕的收视率比不增加字幕的收视率能高出五十个百分点。后来我就想，如果有语态不清、表情不够生动的地方，字幕都可以弥补，咱就甭说可以增加五十个百分点，增加二十个百分点，就是只增加观众的集中力，咱也要加啊。

当时为了加字幕特别费劲，我们还雇了外面一个专门打字的把字打出来，特别麻烦。但是我说必须要上，而且要铺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