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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性的力量，这是我觉得特别绝望和无力的事。因为我们就够绝望的了，你带着我们一起绝望，咱们在干吗？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的电视，我们的电影都应该是给人力量的，第一要让人正视痛苦，我们敢面对人性深处所有令人不快的东西，面对痛苦；其后是找寻力量。所以我觉得我在小说里面，我在文学里面常常找不到这种力量，然后我就觉得文学没有生命力。但这是错的。

张越：悲观主义的花朵（2）

后来我在生活中的好多普通人身上找到了真正的文学的力量，我觉得他们改变了我对文学的看法。比如说刘小样，她那种强大的精神上的要求，焦虑迫切的灵魂上的要求，她能够被一个东西导引着不断地冲破现实，你不觉得她身上有文学的力量吗？环境会磨蚀掉很多人的，但是她没有被磨蚀掉，实际上我的嘉宾中还有很多人没有被磨蚀掉，在极其痛苦和压抑的环境当中，他们还有期待，还有渴望，还有往前走的力量。我觉得他们特别厉害，我觉得那是文学的力量。我觉得我是在生活中而不是在文学书里面找到了文学，因此我觉得文学是有力量的，我非常看重它。

但是我要克服我的文人化倾向，我是想说力量在心里，力量在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的行走当中而不是嘴上说的。不是你的言谈举止让人觉得你有学问，觉得你跟大多数人不一样，觉得你有特别的想法，觉得你特精英，那是虚伪的，那是伪力量，越那样越无力。所以我坚持承认文学有巨大的力量，我不相信这个商业社会就不需要文学，我觉得它永远藏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是导引我们往前走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但是我必须克服我身上的文人化倾向，我还不够朴实。

梦霞：那么文学到底给了谈话什么呢？

张越：我觉得文学跟谈话是一回事。文学跟谈话的功能是一致的。因为人孤独和恐惧，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每一个人不管他看上去多么强大，他都没有安全感，他都充满了恐惧。如果不恐惧我们干吗急赤白脸地交朋友？我们干吗急赤白脸地结婚？我们干吗急赤白脸地生孩子？其实没有这些你也未必就死了，但是这些能让你的内心平安，你觉得幸福。什么叫你觉得幸福？就是你觉得安全了，你不怕了，你不孤独了。我觉得就人的本质来说，人的一辈子就是克服孤独和恐惧的过程。我们有各种方式，比如文学，比如交谈，比如结婚，这些都是克服孤独和恐惧的方法。交谈就是让人觉得其实咱俩是能谈得来的，其实咱俩能理解，其实我并不孤独，其实还有你。这就是我们谈话的目的，从本质上它和文学干的是一个事，用了不同的工具。这也是我想用我的谈话节目达到的一个目的。

如果你要简单化，那当然也可以说，比如用词准确，比如善于观察、善于体会啦之类的，但这是一个表层的东西。

如果直接地说文学给了谈话什么，我用一个词可能叫“情怀”或者说“氛围”。其实我觉得谈话谈了什么不是特别重要，不能保证在单位时间内谈得高度准确。两个人之间的氛围非常重要，比方说对立了、交融了、兴奋了、犹豫了。你看一个谈话节目的时候你不是非要从里头听到好多说得特别好的词儿，你希望看到的是一个谈话“场”，这个“场”就是我们之间流动着的那个东西，就是那个情绪。我觉得那个东西跟文学有关，就是你心里有没有文学决定了你的谈话有没有那样一种不断交融、螺旋上升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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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风地里的树（1）

央视给了我视野，也给了我负担

梦霞：央视的工作经历对你后来做节目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杨澜：央视给我的最大养料，就是让我能在事业的起点上站在一个国家的高度，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视野以及对社会和文化的一种自豪感。如果我一开始就在地方台，做一些娱乐新闻什么的，我不会有这样的视野和追求，这是中央台给我的。

但它同时也可能成为我的负担，就是我不会完全放下身段，我不会说只要这个东西收视率高，我就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做，我已经不可能那样了。

梦霞：这种责任感已经成了你血液里的东西了？

杨澜：不是责任感。我只是觉得要是过于庸俗的东西我是不愿意做了，这个跟责任感没有关系，我没有说想着要悬壶济世，我没有这种责任感。但是我有一种好恶感，就是说这么庸俗的东西我不屑于做，这就是一个负担。

其实你如果说按照纯商业的生存法则来说，你就应该做，有钱你为什么不做呀？但你不会做，你觉得你应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