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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寥无几并且毫无先兆，此时雌性良好的营养状况必定会大大增加延续该基因的后代的数目。这就是那些低密度生活的物种如蜘蛛和螳螂面临的境况。一只雄虫能遇到一只雌虫已是鸿运当头了，不能奢望这样的好运会撞到第二次。这只雄虫的最佳策略是通过它的幸运遇合产生出尽可能多的携带其基因的后代。雌虫储存的营养越多，她就能给卵子越多的热量和蛋白质。如果雄虫在交配后离去，它很可能再也找不到另一个雌虫，它的存活因此也将毫无意义。相反，如果鼓励雌虫吃掉它，它就可以使雌虫产出更多携带它的基因的卵来。此外，雌蜘蛛在吞食雄蜘蛛时无暇他顾，就会允许雄性生殖器交配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注入更多的精液使更多的卵子受精。雄蜘蛛的进化逻辑是无懈可击的，但对人类来讲则是怪异的，因为人类的生物特征使得吞食性伴侣并无助益。多数男性一生中，有多于一次的性交机会；营养再好的女性一次通常也只生育一个婴儿，或者至多是双胞胎；并且一个女性在一次坐股期间也不可能通过充分消化男性的身体来显著改善她孕期内的营养基础。

这个例子显示，不同物种的不同生态学和生物学特点对物种的性策略有决定作用。蜘蛛和螳螂吞食性伴侣，取决于它们低密度分布、遇合概率低的生态学特点，以及雌性消化相对巨量食物的能力及营养良好时能显著增加产卵量的生物学特点。如果个体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栖息地，生态学特征会顿时改变，但个体仍携有与生俱来的生物学特征，这些特征只能通过自然选择缓慢改变。因此仅考虑物种的栖息和生活方式，纸上谈兵地设计出一套适合这种栖息和生活方式的性活动特征是没有用的，你必将发现这些假定的最佳的性活动特征并未发生。相反，性的进化受到遗传特征和先前的进化史的严重制约。

例如，多数鱼类雌性产卵，雄性在其体外授精，但是所有的有胎盘的哺乳动物和有袋动物都是雌性生育幼体而不是排卵，并且所有的哺乳动物都采用体内授精（即雄性精液注入雌性体内）。生育幼体和体内受精涉及到如此之多的生物学调适和遗传因素，以致于所有有胎盘哺乳动物和有袋动物几千万年来固守了这些特点。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些遗传特征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没有一种哺乳动物是雄性独力照顾后代，即便是和雄性独力照顾后代的鱼类、蛙类比邻而居的哺乳动物也是如此。

我们因此可以重新定义一下由我们奇特的性活动产生的问题。在过去的700万年间，人类与最近的亲戚黑猩猩发生了分化，性解剖结构有某些区别，性生理区别多一些，性行为差别更多。这些差别确实反映了人类和黑猩猩在环境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别，但这些差别还受到遗传因素的制约。那么，生活方式和遗传因素是如何造成人类进化出怪诞的性活动方式的呢？

第二章　两性的战争

贾里德·戴蒙德……性趣探密

第二章　两性的战争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要理解人类的性活动，我们必须抛开人类扭曲的观点。我们确实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生物，父母在性交过后仍然厮守在一起，共同哺育后代。但是任何人都无法声称男性与女性在共同养育子女方面所做的努力可以相提并论：事实上在绝大多数婚姻和社会中，男女两性耗费的精力是不相等的。但是多数为人父者都多少惠及了自己的孩子，即使仅仅是食物或保护抑或居所。我们之所以将这些好处认作父亲的天职，因为它们已被写入了法律：离异后父亲仍有抚养孩子的义务；而且即使是一个未婚母亲，也可以诉请法院判令一个男子承担抚养孩子的义务，只要基因测试证实该男子是孩子的生父。

但这些观点仍然是仅仅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待性活动。在性活动方面，人类在动物世界中属于异常现象，在哺乳动物中尤其如此。如果猩猩、长颈鹿和多数其他哺乳动物能够言语，它们必定会声称人类那些有关抚养后代的法律是多么地荒唐！多数雄性哺乳动物在令雌性受孕后即把雌性以及它们未来的孩子抛在脑后，不管不顾；它们又忙忙碌碌去寻找下一个雌性“现象”。“现象”普遍而必然地具有时间性、空间性、因果性，令它受孕。从总体上讲，不仅仅是雄性哺乳动物，而是所有雄性动物，它们为子女所做的（如果有的话）要比雌性少得多。

当然这一沙文主义模式也存在不少例外。有些鸟类，如瓣雕鹤和斑鹬，是由雄性肩负起孵化、养育雏鸟的重担，而雌性则再接再厉寻找下一个异性令自己受孕，然后由该异性来养育它的下一批孩子。有些鱼类（如海马和刺鱼）和有些两栖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