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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印第安人一样呆板，因此我不能从他面容上判断出他对这件案子的现状究竟是否满意。我记得，他谈到贝蒂荣测量法［贝蒂荣（１８５３—１９１４）：法国资产阶级刑事侦察学家，曾提出所谓“人身测定法”，即根据年龄、比较骨骼、结合摄影和指纹等方法鉴别罪犯，被称为“贝蒂荣测量法”。——译者注］，他对这位法国学者非常赞赏。

我们的委托人依然由他那位忠心的护理人精心照料，但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我们一进门，他就毫不费力地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欢迎我们。

“有消息吗？”他迫不及待地问道。

“正象我所预料的，我未能带来好消息。”福尔摩斯说道，“我见到了福布斯，也见到了你的舅父，然而调查了一两个可能发现一些问题的线索。”

“那么说，你还没有失去信心？”

“当然没有。”

“上帝保佑你！听到你这样说真叫人高兴，”哈里森小姐高声说道，“只要我们不失去勇气和耐性，就一定能查个水落石出。”

“你对我们没有讲多少，可是我们却可以告诉你更多的情况。”费尔普斯重新坐到沙发上说道。

“我希望你弄到了重要情况。”

“是的，昨晚我又遇到一件险事，的确是一件严重的事。”

他说时表情非常严肃，双眼露出近乎恐怖的神色。“你可知道，”他说道，“我开始相信，我已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罪恶阴谋的中心，而他们的目标不仅是我的荣誉，而且还有我的生命。”

“啊！”福尔摩斯叫道。

“这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因为就我所知，我在世上并没有一个仇敌。可是从昨晚的经历看来，我只能得出有人要谋杀我的结论。”

“请讲给我们听一听。”

“你知道，昨晚是我头一夜没叫人在房内护理我，自己一人独睡。我感觉非常好，觉得自己可以不需护理了。不过我夜晚还是点着灯。啊，大约凌晨两点钟，我正睡意矇眬，突然被一阵轻微的声响惊醒。那声音就象老鼠啮咬木板的声音一样。于是我躺着静听了一阵，以为就是老鼠。后来声音越来越大，突然从窗上传来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我惊异地坐起来，确切无疑地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头一阵声音是有人从两扇窗户缝隙间插进工具撬窗户的声音，第二阵是拉开窗闩的声音。

“接着声音平息了十分钟左右，好象那人在等着瞧，这些声响是不是把我惊醒了。接着我又听到轻轻的吱吱声，窗户被慢慢打开了。因为我的神经已经不象往常一样，我再也忍不住了，便从床上跳起来，猛然拉开百叶窗。一个人正蹲伏在窗旁。转眼之间他就逃跑了，我没能看清他是谁，因为他头上戴着蒙面布，把面孔的下半部都蒙住了。我只能肯定一件事，那就是他手中拿着凶器。我看是一把长刀。在他转身逃跑时，我清楚地看到刀光闪闪。”

“这非常重要，”福尔摩斯说道，“请问你后来怎么办了？”

“我要是身体硬朗一点儿，那一定要翻窗去追他。可是那时我只能按铃把全家人叫醒。这就耽误了一点时间，因为这铃装在厨房里，而仆人们又都睡在楼上。不过，我大声喊叫，叫来了约瑟夫，他又把其他人叫醒。约瑟夫和马夫在窗外花圃上发现了脚印，可是近来天气异常干燥，他们跟踪追查到草地，就再也找不到脚印了。然而，位于路边的木栅栏上，有一个地方有一些痕迹，他们告诉我说，好象有人从那儿翻过去，在翻越时把栏杆尖都碰断了。因为我想我最好先听取你的意见，所以还没有告诉本地警察。”

我们的委托人讲述的这段经历，显然在歇洛克·福尔摩斯身上产生了特别的作用。他从椅上站起来，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在室内踱来踱去。

“真是祸不单行，”费尔普斯笑着说道，虽然这件险事显然使他有些受惊了。

“你确实担着一份儿风险呢，”福尔摩斯说道，“你看能不能和我一起到宅院四周去散散步？”

“啊，可以，我愿意晒晒太阳。约瑟夫也一起去吧。”

“我也去，”哈里森小姐说道。

“恐怕你还是不去为好，”福尔摩斯摇头说道，“我想我必须请你就留在这里。”

姑娘怏怏不乐地坐回原来的位置，而她哥哥则加入我们的行列中，于是我们四人一同出了门。我们走过草坪来到这位年轻外交家的窗外。正如他所讲的那样，花圃上的确有一些痕迹，可是已非常模糊不清无法辨认了。福尔摩斯俯身看了一会儿，接着就耸耸肩站起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