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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没有曾经的男人，就使人性当中灰暗的、脆弱的东西显现出来。我就是想通过民工写女人、写乡村、写人性，当这种人性反映出来之后，其实反映的还是文明的强暴。

孙惠芬（5）

不管是原来不自觉的写作还是后来自觉的写作，这两种方式都是在写人的困惑，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我曾经写过一篇创作谈，《民工》的小说出来之后，我记得报纸上说，现在作家开始关注弱势群体，我听了这话并不认同。我觉得文学之所以存在，因为它表现的是人的心理和精神，而在精神上没有什么弱者和强者。我当时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个总统和一个乞丐，在某些地方可能这个乞丐精神上是非常强大的，总统反而是很弱的。文学要反映人的心灵，心灵涉及强者也涉及弱者。所以我觉得文学关注弱势群体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说法，它可能相对政府而言。相对体制而言，有弱势和强势，但对文学来说不存在。存在的是什么？还是人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人在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当中，在精神上产生的一些东西。我写我们乡村人、民工这种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我没有去写总统，没有去写城市人，是因为我不了解他们，我写农民是因为我相对地了解他们。所以，一直以来写城乡之间的矛盾，就是写理想和现实的矛盾。

刚才有人问到写小说的一些技术问题，比如问到小说的细节是平时积累的，还是写作时创造的？从我的写作看，我觉得细节不是积累的，而是分泌出来的。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说，伟大的小说是分泌出来的，而不是建造出来的。小说的细节其实是写作时分泌出来的。因为当你虚构了故事，开始写作了，你进入了你的故事和人物，那个人物就会带着你走，带着你走的时候，逐渐地很多细节就会在你的内心展开，这展开的过程，就是一次分泌的过程，是从心灵到肉体生长的过程。我们只能够积累生活感受和心得，平时积累的细节到写作时根本不管用。就是我们下来采风，其实也是来积累感受，你有了丰富的心得和感受，你的创造力、想象力自然就被激发出来，这个东西就像“发面”，发不起来，揉不进去，肯定还是“死面”。

对话孙惠芬

在城乡之间游动的心灵

张赟 孙惠芬

张赟（以下简称张）：略萨在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次谈话中说，他有个感觉，在作家身上发生的某些事，在工程师和建筑师身上永远不会发生。人们总会问：作家有什么用？人们知道建筑师、工程师、医生能干什么，但是涉及作家人们就有疑问了，甚至那些认为作家的确有某种用处的人，也不能准确地说清楚作家到底有什么用。那您认为作家有什么用呢？

孙惠芬（以下简称孙）：看到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正在读《世界文学》上略萨的一篇文章，叫《文学与人生》，他在那里详尽地阐释了他的看法，谈得特别好。他说，文学与科技不同，它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人类经验的共同分母之一，通过这一分母，人类可以交流和对话，而不管生计与生命的打算有多么不同，不管各自所处的地理和社会环境有多大差异，甚至决定各自活动范围的历史时代有多大区别。他说，伟大的文学反复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世界各地的男女应该是平等的，在男女之间确定种种歧视、束缚和剥削的形式是不公正的，没有什么比文学更能让人看清楚：虽然有种族和文化的不同，但是人类的遗产是丰富的，文学教会人们珍惜这份遗产，因为它是人类各种创造力的表现。文学让我们回到过去，让我们与过去时代的人们成为兄弟，而历史上的人们创造了作品，享受了作品并把作品留给我们，今天这些作品又让我们享受，让我们产生美好的梦想。这一通过时间和空间的集体归宿感，是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而只有文学才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为更新这一归宿感的内容作出了巨大贡献。

孙惠芬（6）

本是问我对此问题的看法，我却抄录了略萨的文字，是因为略萨不但说出了我想说而永远也说不出的话，且大大提升了我对文学到底有什么用处的看法和想法，他让我看到伟大的文学超越伟大建筑的伟大作用，我的理解是，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艺术，那么文学艺术就是流动着的历史。是文学，把历史中的人们永远保留在现实当中；而文学，又把现实中的人们镶嵌到历史中去。有一年春节，我回老家过年，下了一场大雪，村子里没有了串动的人们，村里村外、天地自然，一片苍茫沉寂，在茫茫天地之间行走，我就在想，要是没有文学来记录每家每户此时屋子里的活动，这一瞬间是不是就像这苍茫大地，悄悄寂灭在流逝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