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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惊心动魄的声响，不晓得的还以为真有惊悚悬念发生，定下神来去看，卖那么大的关子，根本不是要一飞冲天，往往只是蹿出百步之遥。实际效果，如同人之哗众取宠。

刘醒龙（3）

将北岛的诗句改一改：粗鄙虽是粗鄙者的通行证，优雅绝非优雅者的墓志铭。这是我对近年来长篇小说的总体看法。粗鄙是一种个人精神状态，优雅则是个人精神达到极致状态时的灵魂结晶。但凡粗鄙小说作者，写作意志算不得太坚定，甚至就是正在学舌的孩子，听得几句从大人嘴里冒出来的脏话，便好奇地在某个最不应该的场合里突然大声地说出来，使得一些人像遭电击那样产生种种强度不等的痉挛。这样的反应算不得审美范畴。以这种心境要想混迹在长篇小说领域，就不行了。长篇小说的写作状态不能招之即来，枯坐斗室的长期孤独也不会挥之即去。粗鄙是对他人的，须得营造一些嘈杂环境才能用武。优雅是为了自身，不仅不怕，还渴望独处的境界更高尚、更奇特。所以，进入长篇小说写作领域的人，需要达到较高的修养境界。这样想来，就会发现，世上各类事物，形而上也好，形而下也好，一直被我们用艰难系数分解得清清楚楚。无法例外的写作，将长篇小说当成人所景仰的青藏高原。那样的海拔，那样的敬畏，完全由不得我们。即便是我等资深与熟练的写作者，一旦失去敬畏，生命在小说中延续的过程就会事实终止。我很庆幸，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写开头，不惜先后废弃足以构成一部时下热门的所谓小长篇的近二十万字。这种潜意识表达，足以证实我对小说高原的深深敬畏。

长篇小说的神韵必须是优雅的。长篇小说的风骨必须是高贵的。优雅是一种神圣，高贵是一种神圣，尊严也是一种神圣。

还有一种优雅。童年时期为我留下许多终身无法释怀的记忆，其中又以“地主婆”为最深刻。在我心里还来不及建立优雅与高贵的概念的时期，这些被孩子们称之为“地主婆”的女人，政治地位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就连牙牙学语的乳牙小儿也敢跟在身后，一声声地叫骂。奇怪的是，只要“地主婆”们一回头，孩子们就会望风而逃。“地主婆”们什么动作也不做，就算开口，也只能轻轻地说：你们这些细伢儿！当年不懂心中胆怯从何而来，是因为年纪太小。大了之后，多数时候记不起来，偶然记起来了，心里怦然一响，多年来的生活匆匆也没想到需要细细思量。假如没有这长达六年的书写，这种对自己的灵魂必不可少的梳理，不晓得又会延缓到何时。那个时代的“地主婆”，家境破败到极点，全家老少聚在一起，也见不到一件完好的衣服。在乡村，穿破衣服的人很多。“地主婆”的区别在于，她会将衣服上大大小小的窟窿补得整整齐齐、错落有致，男人也好，女人也罢，眼睛有多干净，脸上就会洗得有多干净。优雅与高贵是人世间无法剥夺的精神资源。拥有这种资源就等于拥有巨大的魅力，旧时代的那些孩子，怎么会在“地主婆”面前胆怯呢？是突然出现的这种魅力，让他们因不知为何物而惊慌失措。对小说的审美表面上存在着千差万别，能否尝试和鉴识这种让无知者手忙脚乱头皮发麻的优雅与高贵，是最为需要和不可或缺的核心。小说的兴起，一定是此二者天衣无缝地结合到书写者的笔下。小说的衰落，也一定是此二者在书写者心里率先沦陷和沦丧。

写小说时，我有一道心理防线，从不肯接受以北京俚语为主要因素的各种粗鄙的流行用语。无论它如何甚嚣尘上地表达出人与人之间的强烈亲近感和时髦相。我还会喋喋不休地诘问，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首都之城，不去升华既有的民间人文精髓本来就是大错，那些在此基础上变本加厉制造文化垃圾的行为，就应该挨天堂里老袓宗的鞭挞了。不记得是谁写的，只记得那本书名叫《被委以重任的方言》。就算是望文生义吧，起码对这句话我是深有同感。有人评价说，我在《圣天门口》启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其实不然，常用的方言词汇也就二十来个：汰衣服，掇东西，啸水，阊风，打野，落雨，落雪，往日，昨日，今日，明日，后日，嘎白，晓得，吊诡，嗍几口，如此等等。这些较为典型的鄂东方言，与当下常用的同义语对比，明显具备高出一筹的优雅。这种特质犹如定海神针，一旦出现，就会让人觉得无所不在。仰仗民间人文底蕴的长篇小说，不可以视流行俗语为至宝。

刘醒龙（4）

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威风凛凛》的开头，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牧师和修女在路上走着，天上掉下一滴鸟粪，正好落在牧师的头上。牧师骂了一句：他妈的！一旁的修女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