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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侵略决策的过程,并非是处在不知情或是无可奈何的状态,而是相当积极主动参与决策,偶尔也会有作战的重点提示。只是做为日皇,裕仁不方便自己主动提出政策方针,多半是接纳属下的共同意见而已。 而日本的基本战略演变,基本上是操纵在扩大派的军官手中,他们的侵略,煽动了日本的民气,可是他们始终被自己的短视眼光(「见木不见林」)所限制,而一步步被中国所设计之战略格局发展所左右。这是日本三千年历史中唯一次的对外大扩张,竟然没有真正的远大方略,也没有真正的强势领导核心,所有涉及和、战的根本大政方针,都在激进与犹豫交替的状况下,做出无远略、无持续性的抉择,最后当然只有落得惨败的下场了。 而在中国方面,当时整个的国家与社会,仍然处在农业社会的落后状态,并无一套支持现代化战争运作的制度存在,来完成这个全民族历史生死存亡的大决战。中国从大本营的指挥系统,到补充兵力的征兵制度,都刚在草创与适应的阶段,更别提支持战争最为重要的工业与军需生产力的落后了。 不过在领导的运作上,中国却有蒋介石做为抗日的领导中心与权威。因为纵使到了全面抗战的时刻,中国所有的军政力量,仍然没有达到真正的统一,也没有妥善划一的制度,只有蒋介石成为团结抗日运作的中心,协调一切内外的势力,制订各种应对的策略,可以说他也是边学边用边调整。因此在分析中国抗战史之时,就很难以一般的方法来看这场跨越时代的中日历史决战,本质上,日本是站在已经现代化社会的阶段,但是中国才刚刚准备开始现代化而已,两个对决的国家,完全处在不同的时代与环境之下。 从领导的层面分析,假如当时没有蒋介石的领导,中国几乎就没有办法进行有组织的长期抗日,而很可能最多沦为游击与流亡政府,这样中国就不可能争取到领土全面的光复,以及联合国四强的地位(当时国际强权曾计划,将东北四省以及台湾列为「国际托管地」)。在没有完整制度的运作之下,蒋介石个人的优缺点,以及中国当时的实际国情,都造成抗日战争历史的复杂性。蒋介石做为抗日战争的关键领导人物,其主要的历史地位,并非单纯指挥前线的军事作战(有如大战时的英、美、苏以及德、日等国的将领们一样),他最为重要的工作,是要设法领导这个国家认同尚未完全建立、现代化生产与社会结构尚未奠定基础的中国,单独地对抗已整军经武,蓄意侵略中国长达半世纪以上的日本强权。 根据历史的事实显示,蒋介石至少在个人方面,是一位相当有胆量的军人,他曾经多次亲身前往战事非常激烈的战场视察,几度遭到近乎丧失生命的近身攻击,但是蒋介石从来不曾对于个人生命的安危,而显露出任何犹疑与畏怯。在掌握整个战争的最高战略原则上,蒋介石也能大体的不失原则。至于在一些重要战场的指挥上,蒋并非杰出的指挥官,他最大的问题就是经常「直接」干预前线战场部队调动的问题,蒋介石也缺乏历史上名将所拥有的特殊军事直觉与指挥的天分,所以少有惊人的战场军事才华表现。当然有些军事布局的考虑,往往是要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时空环境,以及全盘政略的考虑,因此不能做出纯粹在军事上最佳的选择(尤其在中国抗日战争更是如此)。 蒋介石领导中国的抗战,是要面临比军事战斗还要复杂的各种历史与制度问题,虽然蒋介石的最为重要职称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是其真正重要的职责,并非是军事上的指挥工作,而是总合一切的力量,进行对日的抗战,蒋介石一度身兼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四川省主席,农民银行理事主席、中央大学校长。因为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建立现代化的政府与军事制度,蒋介石所统帅的是一支还在发展与适应中的拼装部队,这支在观念上,属于几个世代混杂的部队,没有共同的后勤系统与互通的训练基础,各个部队的领导人有着极其复杂的背景与不同的动机,他们还无法建立真正互信与一致的指挥系统,而后勤补给又是如此的不足与缺乏,因此一切都要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调节运作。从蒋介石对前线部队所下达「命令」的形式与内容来看,除了是对中央军(因为都是他的军校学生)以外,多半都是采取「建议」与「情商」的内容与语气,而命令的结果,对于雄霸一方的诸侯而言,通常也都是「参考办理」而已。 蒋介石领导的抗日战争,最大的失败,还不是与日军对抗时,一些指挥与战略布局的错误,他最大的失误,应该是来自无法应付盟国的压力,而非敌人日本的攻击。从盟国要求组织中国战区开始,蒋介石就陷在一连串决策错误的危机之中,「盟国」苏联硬是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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