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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憋红了脸,脸红如残霞。
他看准了对方的背影,恶狠狠地吐出一个字:“呸!”
这是无可奈何的发泄,但他倒是真想辞官回家。于是写信给罗泽南道:“过段时间,我就脱掉官服,和你一起优游山林,可好?”
罗泽南知道曾国藩受到了刺激,正咬着笔杆准备回信,曾国藩的转机来了。
1852年7月下旬,中央政府命曾国藩到江西担任乡试主考官。曾国藩得到消息,一跳三丈高,吼起来:“我终于不用脱掉官服,就可以离开这个令人失望而厌恶的地方了!”
由此可知,他脱掉官服是假,胸膛里燃烧的功名之火仍然是炽热的。
接到圣旨的第二天,离江西乡试还早得很,曾国藩就迫不及待地离开北京,走上了一条他做梦都无法梦到的路!
结束京官生涯
曾国藩离开北京后,有好事者摇唇鼓舌道,这个乡巴佬是被骂出北京的。
其实不然,曾国藩在道光末年,就始终想去南方当差,无奈运气不佳,每次都轮不到他。
他总想去南方当差,有两个原因:第一,京官的日子太苦,出去当差一次就能收地方官的红包、礼金千两银子,可以提高生活质量;第二,他做京官十余年,从未回过老家,去南方当差,恰好顺道回老家探亲。
所以这次去江西南昌主持乡试,他真是欢天喜地。
但1852年9月初走到安徽太湖县小池驿时,一封家信来到,是个噩耗:他母亲于一个月前离开人世。
曾国藩胸膛如挨了一拳,血气上涌,“哇”地吐一大口鲜血来。
呆坐了许久,他终于缓过气来。按传统和法度,他此时应立即回老家奔丧。不过,有点小困难。
他离京时只带了到南昌的单程路费,行抵小池驿时,盘缠已所剩无几,如果转头回老家,那就要不吃不喝的靠两条腿走回去。
这是不可能的事。
曾国藩在旅馆来回踱步,心里开始运用朱熹“格物致知”的超级方法论。
他要“格”的“物”就是路费,“格”了半个时辰,终于得出结果和道理(致知)。结果是:可以到江西找路费;道理是:我是江西乡试主考官,暂时属于江西官员,而我老母正在此时去世,所以江西官员给我奠仪(份子钱)实是天经地义。
决心一下,曾国藩立即行动。
他穿上孝服,雇了乘扁舟来到江西九江。九江官员们见新任乡试主考官披麻戴孝而来,目瞪口呆。曾国藩就把老母去世的消息告诉他们,并说两天后要启程回老家守孝三年。对于不能主持江西乡试,曾国藩深表遗憾。
老娘去世,做儿子的应该刻不容缓,恨不得多生四条腿往家中赶,曾国藩怎么说要两天后才启程?
伶俐的江西官员们看曾国藩一脸菜色,马上明白其中玄机。
有人道破玄机对曾国藩说:“您就是不在这里待两天,我们也非让您待不可。您母亲去世,我们江西官员们应该表示一下,但南昌离此有些路程,所以您得等等。”
曾国藩哭丧着脸,不说话。
江西官员们马上去凑钱。两天后,凑齐了一千余两银子。曾国藩当场就把银子精准地分成三份,众官员大惑不解。
曾国藩咧嘴一笑,指着其中第一份道:“这份要还给京城中一朋友的,他最近太缺钱。”又指着第二份道,“这份是还给湖南长沙我几个朋友的。”第三份已少得可怜,曾国藩不好意思地说:“这是回家的路费。”
众官员对曾副部长欠了一屁股饥荒,叹息不已。想不到,从油水角度讲,京城的副部长还不如地方上的小县令。
曾国藩既然拿到钱,回去奔丧也就刻不容缓了。他收拾行装,带着钱坐船先到黄州,然后登陆直趋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接见了曾国藩。
常大淳和曾国藩是老乡,在当时太平军已闹将起来的动乱时期,异地老乡见老乡,分外亲切。常大淳听了曾国藩要回家守孝的事,慌忙制止:“你千万别走长沙,太平军此时正在围攻长沙,吉凶难料啊。”
曾国藩脸色大变:“乱匪竟然入湖南了?”
常大淳神色凝重,许久才说道:“岂止是湖南,倘若中央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剿匪计划,整个南中国都会遭殃。”
以曾国藩对太平军很少的了解,问题是有点严重,却绝没有常大淳说的那样严重。
不过,长沙是不能走了,曾国藩只好绕道回乡。1852年10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