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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审案局,处理杀人案件就地处决,是对湖南司法机关(提刑按察使司)的公然蔑视和侵越;让“大团”和绿营军一起操练,这是对提督权力的蔑视与侵越。他在官场多年,当然懂得权力界限和运作方式,为何还要这样做,一是有张亮基的支持;二就是,认准目标不顾一切的性格。在他看来,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利国利民的,所以承受任何风险都无所谓。
张亮基走后,继任巡抚的叫潘铎,潘铎和新任布政使(主管民政的副省长)徐有壬以及按察使(司法部长)陶恩培对曾国藩是一肚皮不忿。曾国藩心知肚明,但却假装不知,依旧我行我素。
四人的争吵就成了家常便饭,但每次都是曾国藩胜出。因为每当三人轮番向他攻击时,他用沉默应对,正襟危坐,闭目养神。三人喊得唇焦舌敝,四处找水喝时,他才慢悠悠地站起来说:“三位慢喝,我要去练兵了。”
就当三人对曾国藩时刻咬牙切齿时,领导班子又发生变化,张亮基之前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卷土重来,再成巡抚。骆秉章比潘铎的度量大那么一点,并不太为难曾国藩,但也不给曾国藩好脸。曾国藩也不攀附他,只用一颗平常心对待。
曾国藩并不担心三人弹劾他,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咸丰批准的,这就叫胸有成竹。但事故没有发生在湖南三大员那里,而发生在湖南军界。
按常例,清帝国各省绿营兵受总督管理,巡抚以及其他文官,如果不挂提督衔,是无权干预绿营军务的。曾国藩是个四不像的团练大臣,更是没有资格。可他非要有资格,初到长沙,顺利把“大团”插进绿营军中后,他就在绿营中聘请教头操练“大团”。其中有位教头是绿营中的低级军官,满人塔齐布,此人英勇果敢,没有绿营军官的腐败习气,所以很得曾国藩赏识。
塔齐布多年来在军营始终不得志,终于盼来了曾国藩这个大贵人,自然全力以赴帮曾国藩。曾国藩也没有辜负他,一个月内,连上三道奏疏保举塔齐布。于是,塔齐布由一个默默无闻的低级军官一跃而成为参将(仅次于副总兵)。塔齐布的升职让原本是民兵部队的“大团”有了正式军官,对于后来的湘军而言,是个质的飞跃。
塔齐布对曾国藩是感恩戴德,所以训练起“大团”来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在他的精心训练下,“大团”频频出动剿匪,1853年5月,“大团”出了湖南奔赴江西,和太平军狠狠打了一架。虽然罗泽南的几个门生都阵亡,可曾国藩却喜出望外,因为“大团”可以独立作战了。
这场战役也让“大团”在湖南长沙的绿营军中声名鹊起,绿营军本身不能打仗,所以看不得别人能打,双方摩擦起来,火星在飞速酝酿中。
让火星迸出的是曾国藩本人。他以团练大臣的身份对湖南军界发布一道命令:驻省正规军每三、八两日要与“大团”一起会操。驻长沙的绿营兵军纪败坏透顶、四处扰民,曾国藩要这些人会操为的是对他们进行纪律教育,目的是唤醒他们的良知。每当会操时,曾国藩站在高处,喊破了嗓子呼唤他们的良知,可绿营兵的良知关起门来睡大觉。
曾国藩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棒能成针。精诚所至,金石都会开。他让绿营兵加班听他的教诲,真是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像教育自己不成器的儿子。曾国藩不明白一点,别和猪谈哲学,你浪费时间不说,猪还不高兴。
1853年夏,长沙酷热如下了天火。最热的一天,曾国藩下令绿营兵在操场集合,他要文化育人。长沙政府军福将清德忍无可忍,站在军营前骂街。曾国藩不动声色地听着清德扯着破锣嗓子骂街,过了好一阵,悄无声息。曾国藩擦了把汗,坐到桌前写信,信写给湖广总督张亮基,内容是商讨弹劾清德。这自然而然地就得罪了巡抚骆秉章。第二天把信一送出,他又发布命令:“绿营兵在操场集合,我要文化育人。”
清德照例又站到军营门口,破口大骂。由于昨天伤了嗓子,所以今天的骂街没有持续多久。但今天和昨天不同,清德骂完后没有进军营,而是跑到了湖南提督鲍起豹那里,满脸通红、沙哑着嗓子说道:“没法活了。这么热的天,他居然还要训话,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鲍起豹拍案而起:“曾国藩这厮,拿鸡毛当令箭。传我话,以后谁他妈敢去操练,就宰了谁。”鲍起豹因在之前的长沙保卫战中立下犬马之劳,所以越发刚愎自用,不可一世。而清德也是狗仗人势,得了鲍大人的“鸡毛”,胆气冲天,就在军营前大声宣传了鲍起豹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