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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仁厚长者。但那些位居要津的二流、三流或不入流的文字匠们，越是喜欢苏文，就越是嫉妒苏才，当然不会让他回到皇帝身边了。因为当年东坡兄弟双双中了进士，仁宗皇太后欢喜得不得了，说为子孙找到了两个当宰相的料子。这话真是害死了东坡。暗地里等着想做宰相的人多得很哩，这里却明放着个宰相料子苏东坡，他不被大伙儿齐心拉下来才怪！东坡兄弟谁也做不成宰相，这是自然的了。仁宗皇太后说那样的话，整个儿就是政治上不成熟。他们老赵家重文倒是传统，政治上却总不成熟，不然赵宋天下怎么总是个半壁江山呢？

读书人总会怀念宋朝，因为赵姓皇帝对文人墨客实在太客气了。东坡最终未能得到重用，也不能全怪皇帝。皇帝不是一个人就能当得下的，总得大家帮着才行。皇帝有求于手下的重臣们，于是明知下面人的心思，有时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了。下面的人也看出了皇帝的心思，沈括们才敢告密。皇帝耳朵越软，告密的人就越多。自古就有很多人靠告密荣华富贵，也有很多人因为被人告密而祸从天降。更可叹的是，告密者总会不断告密的，一个卑鄙小人往往会陷害很多忠良。所以，从来都是荣华富贵的少，受苦受难的多。

想起了一个告密未成的例子，可惜是外国的。当年法国作家萨特总是激烈地批评政府当局，有人就私下建议应该把这个狂妄的作家投入监狱。总统戴高乐却说：没有人把伏尔泰投入监狱，萨特也不该进监狱。

其实，戴高乐只说对了一半。伏尔泰年轻时因为思想激进，曾被关进巴士底狱。只是后来，他依然故我，却再也没有进过监狱，尽管他的一些著作被政府列为禁书。伏尔泰的年代，在中国正好是清康嘉年间。那年头文字狱闹得中国天昏地暗。伏尔泰倘若生在中国，只怕早被砍了头，哪能让他成为声名赫赫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那年代中国倒是出了个曹雪芹，聊可安慰。但曹雪芹只好用他中国式的智慧，苦心孤诣，在《红楼梦》中“忽南忽北，非秦非汉”地捉迷藏，玩玩“原应叹息”、“假语村言”的智力游戏，不可能像伏尔泰那样奔走呼号，启迪民众于蒙昧。中国终究诞生了曹雪芹，这是我们的幸运；但我们毕竟缺少伏尔泰，这又是我们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于是，中国只能按照中国的逻辑向前走。中国的历史逻辑都包含在浩如烟海的史书里了。中国的皇帝是一代比一代聪明，只读过二十三史的皇帝不如读过二十四史的聪明，读了二十五史的皇帝自然又比前朝所有的皇帝都聪明。想那梁惠王没读过什么史书，就比较幼稚，居然在孟子面前承认自己有个毛病，就是好色。梁惠王明知道孟子是个读书人，就不怕他把自己写进书里去？果然这位国王的好色之德就流芳百世了。我见过一位清朝皇帝选美的诏书，满纸“普选秀女，以广皇嗣”云云，皇帝老子好色，不再是毛病，倒成了国家大事。而这个时候的皇帝，孟子也罢，东坡也罢，只怕都容不下了，尽管他们也吟着苏词，仍然称孟子为亚圣。

本来只想写写东坡的，却越写越偏题，成了这么一篇四不像的文章。

中国天天感恩节

中国大概是最懂得感恩的国度，虽不皈依基督，却好像天天都在过感恩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做个中国人，特别是在古代，一辈子都在感恩：从皇恩、养育之恩到知遇之恩，等等，真是感不尽的恩。似乎中国从来就是天堂，人们一生下来就沐浴在无边的恩泽里，一生一世只用感恩就得了。

皇恩是至高无上的，百姓终身都需感恩戴德。杜甫在安史之乱中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落

迫途中却“每饭必思君恩”。老杜这话若不矫情，真的比任何宗教信徒的祈祷或功课都要虔诚。我就想不通，那位夜夜“绣鸾帐里度春宵”的李隆基对他杜某人何恩之有。又不知老杜在写“三吏”、“三别”时想到的是皇上的恩典，还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白居易作《长恨歌》是多年以后的事，那么，老杜当年想的肯定只是皇帝老儿的好。想必这位郁愤满腹的诗人“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的时候，愤恨的也只是官军无力抗敌，只知扰民，相信皇上仍是英明的。我倒是很赞赏清人袁枚的高论：“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明眼人一看便知，正是皇帝老儿醉生梦死，荒疏朝政，方才祸生安史之乱，招致生灵涂炭。同天下千万对夫妻生离死别相比，他李隆基一个人长生殿上的凄惶又算得了什么？简直活该！如此皇帝，恩典何在？！

但千百年下来，皇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