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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用，却也不再那么强调。对此他在先于专栏写的一篇《文艺的讨论》380中讲得最清楚：“我以为文艺是以表现个人情思为主，因其情思之纯真与表现之精工，引起他人之感激与欣赏，乃是当然的结果而非第一的目的。”至于他说：“我想现在讲文艺，第一重要的是‘个人的解放’，其余的主义可以随便；人家分类的说来，可以说这是个人主义的文艺，然而我相信文艺的本质是如此的，而且这个人的文艺也即真正的人类的——所谓的人道主义的文艺。”与《新文学的要求》所云“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也是一致的。“自己的园地”一辑是周作人自一九二一年初开始的思想转变过程中的产物，这一转变此时尚未彻底完成。有一点订正值得注意，即针对“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重加界定说：“即使如我先前在《平民的文学》一篇文里，用普遍与真挚两个条件，去做区分平民的与贵族的文学的标准，也觉得不很妥当。我觉得古代的贵族文学里并不缺乏真挚的作品，而真挚的作品便自有普遍的可能性，不论思想与形式的如何。……平民的精神可以说是淑本好耳所说的求生意志，贵族的精神便是尼采所说的求胜意志了。……我想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381不仅对相关问题重新有所厘清，更意味着他从此不再站在社会立场去理解文学。当进而说：“倘若把社会上一时的阶级争斗硬移到艺术上来，要实行劳农专政，他的结果一定与经济政治上的相反，是一种退化的现象，旧剧就是他的一个影子。”已经为他日后不能认同“无产阶级文学”打下底子了。

“自己的园地”最有意义之处，与其说是申明了作者的文学观，不如说是树立了他的批评观。“各人的个性既然是各各不同，（虽然在终极仍有相同之一点，即是人性，）那么表现出来的文艺，当然是不相同。现在倘若拿了批评上的大道理要去强迫统一，即使这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实现了，这样文艺作品已经失了他唯一的条件，其实不能成为文艺了。”382这一观念贯穿整组文章始终，尤其体现在关于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和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的评论中，当时二书颇受攻击，周氏特为辩解，并分别厘清了“不道德的文学”与“情诗”的问题。——以后阿英说：“《沉沦》、《情诗》二评，在中国新文###动史上，可说是很重要的文献。”383周作人把人道主义作为文明社会的道德底线加以坚持；这条线上的一切，皆应在宽容之列。他拿这个宽容的眼光去看待传统文化，态度也与当初写《人的文学》时有所变化。周氏说：“研究本国的古文学，不是国民的义务，乃是国民的权利。”384因为不是义务，“所以没有服从传统的必要”；因为有此权利，所以不应盲目拒绝传统，何况其中多有值得新文学借鉴之处。这就为他以后对于包括“本国的古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重新甄别评估奠定了基础。　。。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20）

周作人对于宽容的强调始自新村运动，现在已成为其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并不限于文学批评一隅：“不滥用权威去阻遏他人的自由发展是宽容，任凭权威来阻遏自己的自由发展而不反抗是忍受。正当的规则是，当自己求自由发展时对于迫压的势力，不应取忍受的态度；当自己成了已成势力之后，对于他人的自由发展，不可不取宽容的态度。”385在周作人看来，“权威的迫压”不仅来自于守旧的或少数的一方——这是他和他的同志们在过去的几年间所着力反抗的——还可能来自与之对立的一方，所以说：“君师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固然应该反对；民众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也是应该反对的。”386

周作人如此说法，似乎不无隐忧； 没过多久，所担忧者就成了事实。这年三月，上海、北京先后有《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宣言》和《非宗教大同盟公电及宣言》面世，一时响应者甚众，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皆在其列。三月二十四日，钱玄同给周作人写信说：“观其通电（今日《晨报》），未免令人不寒而栗，我要联想及一千九百年的故事了。中间措词，大有‘灭此朝食’‘食肉寝皮’‘罄南山之竹……绝东海之波……’‘歼彼小丑，巩我皇图’之气概。”——钱氏以其特别的敏感，再一次起到催化作用：二十九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发表《报应》一文，首次对非宗教大同盟宣言做出反应，称从中“感到一种迫压与恐怖”；三十一日，《晨报》又刊出他与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联署的《主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