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2/4 页)

层设计”，我曾提出一个疑问：中国教育制度从根本上就不是为公民社会设计的，只是为大机器生产标准件，不需要独立思考。无论是官是民，都是同一教育生产线的产品。没有坚实的“底层设计”，再好的“顶层设计”恐怕也是空中楼阁。

书中以不少篇幅谈国外教育。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就实行全民义务教育；二战后政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颁布《儿童福利法》，孤儿不问国籍，全部由政府收养，保证完成高中教育；日本的诚信教育，从家庭到学校、企业，贯穿于人的一生。作者感慨道：“一个把教育办成这样的国家，你如何去跟她竞争？”

作者认为，国与国差距的根本在于人，人的差距根本在于教育，教育在幼儿阶段就出现的微小差别，会在未来无限放大，像手电筒的光一样，照得越远，散射越大，影响面越广。国家的强大与否、国民的幸福与否根本不在制度，而是制定制度、遵守制度的芸芸众生。人始终是一切变数中最大的要素。

有比较才有鉴别，书中也谈及教育投入对比：2010年中国教育支出2159。9亿元，平均每人不到200元；以色列人均教育支出近10000元人民币，是中国的50倍。而中国每年维稳支出达到7000多亿，是政府教育投入的2。5倍。

我的感慨是：维稳与教育投入的反差，昭示了制度设计上的本末倒置：底层设计越差，维护顶层稳定的成本就越高；头重脚轻的体制，难免有倾覆之虞。

弱国无外交：强国有乎哉？

作为国际事务记者，作者对中国对外关系有较多的观察。他谈及建政之初外交部门有一批记者出身的官员，记者的经历也大大帮助了外交事业。而今，外交越来越专业，和其他行业的交集也越来越少，外交和传媒之间的互动也欠缺了许多。他直言外交工作中有“弱国心态”：“太在意别人的话，对外界的表扬心花怒放，对外界的批评心生郁闷”。

我由此连想起胡耀邦对外交工作“授权有限”的质疑。1981年3月9日，胡在谈到外事工作改革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外交部培养了一批好翻译和守纪律的工作人员，但没有培养出多少合格的外交家。”

作者详尽分析了日本在与邻国中、俄、韩的岛屿争端中步步为营、稳步推进的历程：“和中国的大度相比，日本在岛屿问题上可谓锱铢必较，这么做，有民族文化的原因，有经济上的考虑，也有政治上的因素。”作者还认为：“联俄抗美”将是中国最大的战略错误，并指出中美之间软硬实力的差距：

序章　中国有软实力吗？（3）

除了硬实力的差距，软实力也是重要原因。美国可以携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观横扫全球，可以用好莱坞大片吸纳各国主流人群的关注，可以用iPad等产品让大家自愿打开钱包，但中国却没有这方面的杀手锏，中国和亚洲邻国之间，缺乏超乎利益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这段话令人彻底无语。环视中国在亚洲和全世界的孤立状态，过去常说“弱国无外交”，如今号称强国了，又当如何呢？

自由民主：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吗？

作者曾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各州采访总统大选，采访过民主党候选人爱德华兹和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是第一位采访奥巴马的中国记者。几年后再度赴美考察，又广泛接触了包括赖斯、伍德沃德在内的政界、媒体界人士。

作者认为：性格即命运，国民性即国家的命运。美国人的性格造就美国式民主，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美国人的性格决定了他们的选择。读至此不免掩卷反思：中国人的国民性如何呢？我们有权选择命运吗？

近年中国掀起了一股反普世价值的波澜，不仅反对三权分立式的民主宪政，甚至连公民社会都成了“西方陷阱”。持此论调者不是无知就是数典忘祖，194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回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时明确承诺：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所尊崇的是普世价值，从而赢得民心。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却走了一段弯路，走上了“一边倒”的“以俄为师”之路，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步走出苏式计划经济阴影，但至今尚未摆脱斯大林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