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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近代史上有许多知名爱国人士，在国外看到殖民地的状况时触目惊心，不能不对中国的现状和前途忧心忡忡。

梁启超在１９００年曾游历夏威夷群岛。

他说，１７８８年英国殖民者始到此地，“至今百余年，白种势力逐渐扩张，近三十年来，法权、教权、财权尽归于美国之手，握其国之实权者皆白人也”。英人初到夏威夷时，当地土民有二十余万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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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１８９０年成了３４３６人，到梁启超去的前几年１８９６年成了３１０１９人。他从统计表中看到，大约每六年就减去十分之一，因此惊叹道“依此比例，则百年以后，全岛中将无复一土人矣”。梁启超感慨地说，“自古之亡国，只国亡而已。今也不然，国亡而种即随之。殷鉴不远，即在夏威。咄彼白人，天之骄子。我东方国民岂不儆俱耶。”他也说道，这个岛上近几年来商务日盛，谋生容易，当地人自以为得意，但岂不知绝种的危险即在眼前。梁启超并不是主张革命的人，但他在当时绝不是个守旧派。他积极地向西方寻求真理，把西方的新文化介绍到中国来，但他不能不为中国有沦为殖民地的危险而大声疾呼。

到１９３４年，又有一个爱国者邹韬奋也经过夏威夷。

他说，当地现在共有人口３８万余人，但“这群岛原来的主人公（即夏威夷土人）却占极少数，只有２２３０人，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六不到！”

从１８９６年的３１００余人，又减到２万余人。

韬奋根据两个美国人的著作说，土人死亡率高主要是由于花柳病的流行，而这种病是宣扬“文明”的西方人带去的。韬奋说“土人不胜梅毒和残酷榨取的蹂躏”

，所以在殖民统治的一百多年间几近于灭绝。这不能不使他无限感慨。

这些爱国的先驱者为中国的命运而发出的警告，难道是多余的吗？也许有人说，把几万万中国人“灭种”

，是不可能的。这当然不大可能。但帝国主义像日本侵略时那样统治中国，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成为从事苦役、任人宰割的奴隶，哪里还谈得到什么文明和进步！

因为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的统一的大国，人民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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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反抗外来侵略的传统，不断地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所以中国才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

在１９世纪末年，帝国主义列强曾打算“瓜分”中国，但没有能实现。近代中国没有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这是中国的不幸。但是，如果中国被瓜分为一块块由帝国主义列强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斗争会比我们实际上所经历的要艰难百倍，这是显而易见的。

帝国主义之所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不自觉地充当了造成革命的工具，就因为它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它使许多落后民族在濒于灭亡的恐惧之下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在这些民族和国家造成了少数人的天堂和多数人的地狱的强烈对比。因此，在殖民地世界中不能不产生各种形式的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且产生反抗帝国主义的新的社会力量。

当然，能不能有效地进行反抗斗争，并且达到胜利，还要靠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自己的努力奋斗。

有些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西方学者，竭力申述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起了“进步”

的作用。

但他们无法否认，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是源于帝国主义侵略的事实；也无法证明，中国不需要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争得独立自由，才能有进步与发展。在经历过旧社会的人看来，中国不能不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这是不言自明的事。这的确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问题。现在看来，还必须用大量的材料来说明，才能帮助许多不了解旧中国情况的年轻人认识清楚。

党的历史的发展是与一定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相联系的。不能孤立地讲党史，必须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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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起来讲。为什么要革命的问题，本身就是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至于怎样进行革命，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来领导，是主要靠武装斗争还是靠合法斗争形式，是先从农村还是先从城市开始，这也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决定的。

党史如果脱离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就没有基础，就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