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2/4 页)

大的赌博，需要找一个能赌的地方和能赌的项目。”冯仑认为，这就是中国企业家的“原罪”根源所在。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十三大的报告上，提出了一个简练而激荡人心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在当年年底，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领导人殷殷期盼着人民生活水平能够大幅度提高，而这也正是黄光裕之类创业者事业蓬勃发展、财富迅速增值的巨大源泉。

天时地利人和，驱使黄光裕改行做电器（1）

可以看出，黄俊钦在呼和浩特被抓一事，对黄氏家族留下了惊恐的心理阴影，所以黄光裕初次来到北京，也曾试着从事服装甚至饮食等传统行业，以规避那些风险太高的行当，但现实却最终击破了他的安分之梦。正如冯仑所说，因为“自有资本金来源于高利贷所造成的暴利倾向，加上男人的冒险心理驱使”，迫使黄光裕再次把目光投入到高风险、高利益的电器行业。

当然，驱使黄光裕做这种改变的，还有几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去做电器占了“天时、地利、人和”之便……

首先是天时。1987年的中国经济，在一片喧嚣和无序中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上。从国内来看，人均GDP进入到400…1000美元这个区间，这标志着中国社会已经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轨，而这个区间常常是社会的不稳定期，当时32岁的复旦大学副教授王沪宁称之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定”，特点是：民众的改革期望上升，消费欲望膨胀，而社会体制却相对滞后，国家的宏观治理能力跟不上迅速衍变的产业形势；从国际上看，这一年，日本的国民总资产超过了美国，成为了世界最富的国家。而前苏联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正在发起一场前途未卜的变革，他在自己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警告：“拖延改革就会在最近时期造成国内局势的加剧，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局势包藏着发生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威胁。”日本的崛起、强大与前苏联领导人的提醒，也给了中国紧迫的危机感，以至于有识之士撰文疾呼：“加快改革！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0世纪80年代初，也是中国人告别沉闷的灰色年代，开始接触五彩缤纷的娱乐生活的时期。1983年，港台剧《射雕英雄传》被引入大陆电视台，一到播出时间便万人空巷；也就在这一年春节，央视的春节晚会在青涩、简陋中登场，以后愈演愈烈，成为中国人最好的“精神年夜饭”；1985年，来自于日本的电视剧《阿信》和动画片《一休》、《铁臂阿童木》等如台风般刮过大陆；1986年，琼瑶的《烟雨蒙蒙》、《几度夕阳红》等让无数痴情少男少女痴狂；1987年，《红楼梦》、《西游记》等国产经典电视剧横空出世……而这一切，都有赖于电视机这种载体，这直接刺激了人们对以电视机为首的家用电器强烈的消费欲望。

1987年，也被视为中国企业家的年代。就在这一年，马胜利成为改革的典型，柳传志推出了联想微机，宗庆后、怀汉新、任正非等开始创业。也就在这一年，达能、雀巢、联合利华、摩托罗拉等跨国企业涌入中国，肯德基把它在中国的第一家店开在了离国美电器珠市口店不远的前门。

政策的相对宽松，也导致了民营经济蓬勃地生长。几乎一夜之间，乡镇企业在苏南、温州等地从石头缝里迸出。在改革开放后，率先提出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中国着名社会学家、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于1986年初春来到偏远的温州。这位76岁的老人一口气走访了温州四县五镇，并参观了市区的两个街办厂。费孝通回来后，在《了望》杂志上发表了《小商品、大市场》一文。他在文章中指出，“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倒不在于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激活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流通网络。

天时地利人和，驱使黄光裕改行做电器（2）

但在欣欣向荣中，也掺杂着杂乱无序。早在1979年6月，有“经营之神”美誉的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被*亲自邀请到中国访问。中国领导人的谦虚和诚恳，引发了以松下为首的一轮日本公司投资中国的热潮。从此，日本商品、尤其是电器，如潮水般涌向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