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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形势下，因小商品兴起的温州，在当年爆发了“八大王事件”，包括“电机大王”胡金林在内的8个私营企业主，因为涉嫌“投机倒把”和“严重扰乱经济秩序”被公安机关追捕。这种利用专政力量对体制外资本的遏制，一直将持续20余年。

1983年前后，“倒爷”最集中的地方是北京和深圳。有人如此评价：前者是政策资源和钱权交易的中心，后者是因为宽松的政策环境成为“倒全国、卖全国”的“倒爷天堂”。

1985年初，国家宣布实行“价格双轨制”，这直接促进了“倒爷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这是一场席卷全国的热潮。当时，年轻的王石正在深圳欢快地倒腾着玉米和外汇，积累着自己的第一桶金；而牟其中则没有王石那么好的运气……他在1983年从重庆仿制了1万个“555牌”座钟倒卖到上海去，轻轻松松就赚了7万多块钱，但不久后，便以“投机倒把罪”被抓进监狱关了差不多一年。这次入狱，距离他上一次从监狱出来只有短短的3年；1984年从社科院计算机所下海创业的柳传志，也经历了一段惨痛的“倒爷”生涯……在倒卖一批彩电时，计算机所给他的20万元开办费，被骗去了14万元。如果按他当时105元的月工资计算，他得不吃不喝干上111年，才能还上这笔巨额损失。

1985年，还爆发了震惊全国的海南倒卖汽车案。在那段时间内，海南全岛陷入了疯狂之中，人人争跑批文、个个倒卖汽车，短短一年多时间内，通过炒卖外汇和滥借贷款先后批准进口汽车万辆。当时的海南行政区一把手雷宇被撤职，组织部长林桃森被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无期徒刑。

前两年风传一时的电视连续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是以知名作家王朔及其朋友为原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的故事。电视剧中对这种“投机倒把”热潮有着真实的描绘……一帮北京大院出生的干部子弟，经历了打架、泡妞的荒唐岁月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突然一夜惊醒，纷纷从北京跑到遥远的南方去做生意。他们在广州租下某个宾馆作为据点，然后深入南方的偏僻城镇寻找走私电器。弄到货后，在广州的宾馆里足不出户，转手就倒卖给大批从全国各地闻风而至的大小倒爷们，赚上一大笔差价。到最后，在金钱的利诱下，他们开始收藏起曾有的炽热理想和纯朴情义，用几台真的电视做样机，然后弄一屋子装满砖头的电视机纸箱，到处招摇撞骗。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其《激荡三十年》一书中写道：“因走私而完成灰色的原始积累，是当年东南沿海乡土经济萌芽的重要推动因素，关于这一点始终未被学界注意到。”吴晓波甚至认为，深圳的前10年，并非是原先设想的靠吸引外资发展起来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帮“倒爷”倒出来的。

吴晓波在书中分析道：“*领导这场艰巨变革的战略思路：摸着石头往前走，不争论，也不做政策上的明确界定，让最终发生的事实来定义前行的方向。这种改革思维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实验场和冒险乐园，所有的激情和野心都被无限激发出来，从社会底层喷发出来的火浆终于让大地熊熊燃烧，只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一切都似乎百无禁忌，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和法制底线一次次地受到挑战和冲击，公共价值观念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和物质化。”

而正在一片喧嚣中迅速成长的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却无比敏锐地感受到这种燥热。数年后，他们将和无数的潮汕和江浙青年一样，通过自己的肩背手提，把这些紧俏的电器迅速地倒卖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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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来得及长大，就被抛到了时代的滚滚热浪之中（1）

少年时期的黄俊钦和黄光裕兄弟，最大的愿望就是走出农村，到城市里面找口饭吃。当时，农村孩子想走出去无非有两条途径：读大学或当兵。但这两条路对兄弟俩而言都不现实，他们不得不寻找另外的出路。

对于当时的很多潮汕青年来说，还有一条冒险的道路可供选择，那就是偷渡去香港或澳门。根据《南方周末》一篇文章提供的资料显示：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人民币，虽然远高于广东全省农民人均年收入的元人民币，却与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年收入13000港元相差有百倍之巨。正是这种生活条件的巨大差距，加上当时港英政府对偷渡者的人道主义宽待，让广东省当时的偷渡现象十分严重，每年偷渡逃港者数以万计。但是，黄家显然接受不了这种可能要用生命为代价做出的冒险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