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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男的多弄一点钱等等。这样愈来愈庸俗,假如曾经有过一段恋爱历史,曾经彼此了解过理想主义,彼此倾佩过,还好。否则,最早就以庸俗开始,更容易互相惹厌。假如结婚以后仍旧能保持一点理想,彼此了解,以理想鼓励,那么是最好的。”也可能基于对婚姻深刻而现实的认识,浦江清虽然在战前清华大学任教时有过一次痛苦的失恋经历,但他比其师吴宓的家庭生活美满幸福。浦江清很欣赏妻子给孩子讲的故事,鼓励妻子,拿起笔,写一些童话。
隔着60多年的时光,看浦江清写的蝇头小楷,这些微微发黄的家书留下了岁月的沧桑,战争的烽火和民族的苦难隐隐在上面浮现,但我们读到这些温馨的生活絮语,心中有感动,感到温暖和美好。历史的宏大叙事遮蔽下的家书,像千回百转的流水一样,流淌到我们这里。
浦江清西行记
无国即无家,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不知有多少爱国的知识分子随着战局的变化,背井离乡,抛妻别子,撤到后方。联大教授有大概一半是只身在昆明,靠鱼雁传书互诉衷肠。浦江清就是其中一位。
1940年夏,浦江清按例休假一年。为免相思之苦,他由安南(今越南)经香港返回故乡,和亲人同住在上海。1941年,浦江清的儿子浦汉昕出生了。这时,日军占领了越南,回滇道路已断。浦江清向学校请假暂留上海。年底,珍珠港事变发生,浦江清不愿长期僦居沦陷区,决心冒着危险通过日寇封锁线,准备经浙赣路去昆明。哪知到了安徽屯溪,上饶、鹰潭皆已失守,浙赣路不通。被困数月后,跋山涉水,由江西绕道福建、广东,回到西南联大。总计行程八千余里,途经八省,历时整整六个月!这一段艰难的历程,浦江清都记在《西行日记》中。
1942年6月3日,浦江清在穿越日寇警戒线时写道:“午时四时许,要越过警戒线……日哨兵有站,左右两站,距此桥皆三四里,此桥在两站之间,遂为偷渡之所。其后闻人言,日哨兵在四时后即归站,不复巡逻,大雨更不出,故余等实安全。”战时行路难,有时浦江清带的行李,被人敲竹杠,手无缚鸡之力的穷秀才,也只好敢怒不敢言。
浦江清的女儿在整理父亲的日记时,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一向在我眼中显得文弱、随和的父亲,竟会那样坚毅、执著,这八千里路云和月,他是怎样过来的啊!曾冒着生命危险闯过日寇的警戒线,也曾遇到国民党败兵的骚扰,有时一连几天,翻山越岭,全靠步行,跋涉的辛劳自不必说,还有火灾、空袭的威胁,再加上物价上涨、小偷光顾,到了后来,旅费用尽,又生了疟疾、胃病,但他仍坚持不断向西行,从未想过回头。”
那一代学者,实把坚守教职看作神圣的事业,犹如战士坚守阵地。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小言之,为了不负西南联大之约;大言之,则是为了青年,为了学术,为了国家。”
浦江清在《辛巳岁除大雪,独坐寓楼,用东坡除夕诗韵》一诗中曾表明过自己的心志:“风雨待鸡鸣,茫茫何时旦?……明年我西行,万里寻旧贯。丈夫励壮志,未肯谢衰□(缺字)。安能坐困此,日数米与炭。”
上海虽有老母、妻子儿女,但却是沦陷区,决非安居之地。在建阳、南平、长汀等地,浦江清曾遇到挚友,东南联大校长何炳松、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热情地挽留他留下来任教。与西南联大相比,那里待遇较为优厚,住房宽敞舒适,图书资料丰富。同行的旅伴,逐一留下,只有他一人,毅然决然、毫不动摇地向西走。不仅如此,在因旅费缺乏而告债、申请救济的同时,他仍不忘为西南联大采购图书。到达昆明后,连一天也没有休息,甚至顾不得讲述一路的艰辛,第一件事就是去问“本学期之功课如何”,为自己耽误了课程而不安。在1943年2月4日(旧历壬午岁除)的日记中,他写道:“我自幸今年得在自由区过年,如仍僦居上海,则愁闷可知。”在远离故乡和亲人的昆明过春节,不感到“愁”而感到“幸”,这就难怪他能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毅力走完全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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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的饮食与胃病
1941年3月8日,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本来诸事顺遂的,然而因为饥饿影响了效率。过去从来没有感到饿过,并常夸耀不知饥饿为何物。但是现在一到十二点腿也软了,手也颤了,眼睛发花,吃一点东西就行。这恐怕是吃两顿饭的原因。也是过多地使用储存的精力的缘故。”饥一餐,饱一顿,朱自清习惯地多食,导致胃病发作,在他的日记中常常看到“胃病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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