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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在那里美国人死2人，伤58人。林登·约翰逊的爱国本能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他在白宫跨着大步走着说，决不让他们杀害我们在那里的小伙子们，他说他们是对着美国国旗开火，他要让他们知道他不是个“拿着雨伞的张伯伦式的人物”。显然，北越人犯有侵略罪行。（“侵略就是一国不让另一国安静。当此种情况发生时每个人都能识别。”）但是指望联合国采取行动将是一个错误。（“如果尽是些马后炮的决议，顶个屁用。”）他不想被当做丢失越南的总统载入史册。美国有力量教训这些小瘦鸡般的、衣着褴褛的共产党人。关于东京湾事件的决议给了他使用力量的权力，假使越共不退回去，他就要那么办了。

困难在于决定究竟应怎么办。对这个不同一般的新的敌人，不能采取一般的军事解决办法。威力巨大的美国军事建制，对他们那种打了就跑的战术是根本用不上的。肯尼迪总统派了一支拥有四百人的特种部队到越南去，这些人都是反游击战专家，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这些精选出来的彪形大汉没有多大热情。有一个时期，美国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里有美国将军百名以上，其中就没有一个人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雷格堡受过反叛乱训练。而所有这些将军，谁也比不上驻越军援司令部新司令威廉·蔡尔兹·威斯特摩兰更是一个传统军人。

三军参谋长要求的是猛烈轰炸北越。他们对白宫说，这样会使敌人屈服，而且还会迫使他们走到谈判桌边来。显然，约翰逊政府是极其主张轰炸的。为什么会如此，那可不太清楚。两个有影响的民主党人乔治·鲍尔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参加过美国战略轰炸效果调查组。这次调查发现盟国的轰炸不仅未能削弱德国的战争生产，反而加强了德国人民的同仇敌忾心。德国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如果空军在那里没有达到目的，那么，用以对付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的经济，其成功机会最起码也是十分可疑的。

约翰逊的顾问们也并不都那么相信轰炸。鲍尔和加尔布雷思就不相信，也远不是只有他们几个人。早在1964年，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关于轰炸问题进行了一次详尽调查。结论是：轰炸北越不会有效果，甚至起不到给南越打气的作用。继约翰·理查森任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站长的皮尔·德席尔瓦认为炸弹是无济于事的，威斯特摩兰也是这种看法。这两位西点军校出身的人都知道，你如果派进飞机，你就需要派军队保护机场，因此决定轰炸就会使美国全面介入。早在1965年，西贡的中央情报局分析人员就这一问题又写了两份长篇报告。报告的中心思想是，放出轰炸机，结果将会不仅是枉费心机，它极可能引起北越军队经胡志明小道大规模渗透从而使我们自食恶果。

这总该促使白宫再斟酌一番吧。至少，总统也应该认真地听听劝他谨慎从事的意见。但是在反对战争升级的一些人的鸽派称号开始传开以后，他们却发生了神秘的变化。在权力中心的会议厅里，他们的人越来越少了。1964年10月间乔治·鲍尔在国务院提出他的第一份反对美国进一步卷入越南战争的备忘录时，他有很多同伙。后来，他的同盟者一个一个地被从关键性职位上调走或解职。到约翰逊就职时，罗杰·希尔斯曼、艾夫里尔·哈里曼、迈克尔·福雷斯特尔、保罗·卡顿伯格、威廉·特鲁哈特都已离去。鲍尔孑然一身。曾经同意过鲍尔关于轰炸观点的马克斯威尔·泰勒仍在领导核心中，但是他已改变观点。他现在也希望给空军开绿灯。他认为在越南的美军人数可以控制得住，而且不需要超过10万人。

现在主要的白宫特别助理中只有一位仍然没有表态。他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1965年1月27日，邦迪提议让他作为总统的耳目去访问一次越南。麦克纳马拉表示同意，约翰逊的安全事务助理在2月份的第一个星期里飞往亚洲。这是一次关系重大的旅行。邦迪才华横溢，阅历丰富，但是他从未经历戎马生活。他对战争的了解是来自文件、报告和电影。污秽不堪、恶臭难忍的沙场生活，他是完全陌生的，而当他一接触到这些，他就感到恶心。更重要的是，他见不得流血场面，而这是有决定意义的。

2月5日傍晚，当邦迪正在西贡参加洗尘宴会时，特种部队第五分队的杰西·派尔（加利福尼亚州马里纳人）正在波来古一个美国据点外的散兵坑中放哨，波来古是越南中部高原上的一个山城。到凌晨2时他还没下班，那时，他却看到穿黑衣服的黑影穿过矮树丛朝着他在移动。派尔开枪射击，越共游击队立即扔出了大批手榴弹，附近兵营中的美国人惊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