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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迂回政策，先退回，再想法。我们退到附近一家用用雨布搭建成的简陋大排档内，大家利用吃中午饭的机会，又进行了一番商议。最后决定由我以应聘保安为名先混入厂里，然后让会讲一口流利粤语的刘志诚再寻机进去。这天，我上身穿着那件几天前与金雁小学对簿公堂时所穿的短袖T恤。7月14日，由记者刘志诚和冯木青发表在《东方日报》上的彩色照片，我就是穿着这件衣服。当然，连我自己也没想到，就是这张发表在《东方日报》上的照片，使我在这次采访中起到了很好的帮助作用。

就在我们几位记者在简陋的大排档里吃饭时，6名刚从这家美而进毛织厂辞工出来的打工妹找了过来。一见到我们，这6名不堪忍受美而进毛织厂繁重的工作量而辞工的打工妹，就纷纷控诉起厂家的可恶之处来。由于厂方拒付她们六、七月份的工资（每人1000多元），她们早就花光了可怜的那点积蓄，此时已是身无分文欲走不能。

当获悉记者来到该厂采访刘晃棋之死事件时，这6名来自湖南、江西等地的打工妹七嘴八舌地向记者哭诉她们的不幸。一个叫蒋付珍的打工妹流着泪说：“我们从来没有假日。每天从早上7时15分上到中午11时45分；下午从1时15分上到5时45分；晚上每天都要加班，少则加5个小时，多则从下午6时45分一直加到第二天晚上9时。”另一个打工妹气愤地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指厂方）却只在晚上12时30分给我们一碗5角钱的快餐面吃，还要我们在合同书的伙食费上写上2元，并威胁我们说：‘你们要是不会填，我们帮你们填。’”又一个打工妹哭诉道：“有一碗面吃已不错了，我记得5月10日、11日我们连续加班两天两夜，中间只吃过一次东西。”记者问：“你们加班每小时多少钱？”“一小时只有3角钱。”她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答道。记者惊诧之余又问：“你们为什么不拒绝加班呢？”“不加班就算旷工，旷工一次就要扣50—100元。”

我们了解到，7月初，已在这家工厂里辛辛苦苦地做3年多的刘晃棋因长期加班累病了，但厂方不让请假。7月9日，已连续加了两个通宵班的他请假1天去看病，但只批了半天。10日上午，虚弱的刘晃棋两次吐血后，倒地昏迷不醒，被送往镇医院，工厂里只送来1500元钱就不管了。因病情危急，在同一工厂里打工的哥哥刘景棋急忙把他转至东莞市人民医院，但得先交4000多元押金。由于工厂已拖欠工人两个多月的工资，分无分文的刘景棋只好向工厂求助，但遭拒绝。后来好不容易才四处凑出了这笔钱，但此时病人已昏迷两天了。据守候在刘病床前的刘景棋和另一名工友称，13日凌晨1时许，年仅23岁的刘晃棋心脏停止了跳动。在弥留之际，他只留下这样一句话：“还有两分钟，不要拦住我，我还要打卡”然后大口大口地咯血而亡

下午2时许，我又一次来到了美而进纺织厂。当几名保安拦着我并高声喝问是做什么的时，我不慌不忙地从包里拿出一包早就准备好的“白沙”牌香烟，笑嘻嘻地走上前，朝那三名保安一人分了一支，回答道：“我是来应聘的，听人说，这儿还需要一名保安。我是退伍兵，做过保安，听说这儿工资待遇不错，想来试试”其中一名满脸长着青春痘的高个子保安对我虎视视眈眈地看着，另两个保安显然已相信了我的话。虽然我曾来过大门，但由于是好几个在一起，此时还没有人认出我来。正在门口登记时，那位直盯着我看的保安突然开口说：“我看你最好就不要进去了，因为我们这儿的工资很低的”另一个保安也接过话茬，压低着嗓门说：“我们每天都得守在门口十几个小时，没有假期，每月工资只有四五百元，昨天我们就有两个保安就因为工资太低、工作太累而辞职了。”我窃喜：原来这些保安也对自己的老板有怨言呀！我故作无奈的样子，摊开双手说：“老兄，咱们这些打工的做什么不累呀？没有法，工资再低也得找碗饭吃呀？现在南下寻工的人太多了，你不干，很快就有人来干。如果不是当了几年兵，我这个时候还真不知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呢”见我态度如此坚决，一个小个子保安说：“你在这里肯定做不长的，很累的啦。”我故意接过话茬答道：“再累，也不会累死人吧？”听到我的这句话，另一个正在为我做入厂登记的保安脱口而出：“谁说没人累死呀？前不久我们厂里就有人累得吐血死了。现在人家还在扯皮呢”说到此，对方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马上小心翼翼地向四周紧张地张望了一下，见没有人，这才缩了缩脖子，赶紧不再说话了。一个高子保安打通厂办的电话后，一名办公室人员又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