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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代的影响力和杀伤力，差不多就是沧海一声屁，既不醍醐灌顶地警醒世人，亦不妖言惑众地误导世人。

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要将屁一样的言论呈现给读者呢？这倒不是因为喧嚣的年代中，很多评论中国的言辞连屁都不如，而是因为我这些屁一样的言论中，凝聚着时代的情绪，媒体的期待，人民的眼神，它就像风雅颂中的“风”，像民间的歌谣，它的价值不在于能否伟大光荣正确地评论这个时代的中国，而在于它能否留待后世写“雅”写“颂”的人品鉴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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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是斗不过“水”的

晚年的柏拉图将他的理想国修正为法治国。在我们这个理想多如牛毛数也数不清的国度，很多人的理想就是柏拉图的理想。起初，他们渴望“法制”写成“法治”，当“法治”真的写进执政党的文件，他们的理想，就是呼吁我们一起将“刀治”变成“水治”。

他们的理想也是我的理想。

《文涛拍案》已将2006年甩进了历史。

2006年，留在文涛记忆中的只是几张面孔。或者是杀人狂魔，或者是*官员，或者是冤哉小民。

在法治中国的舞台上，他们是渺小的，如尘粒，一阵风过，便踪迹了无。但他们汇聚在一起，却勾勒出一幅摄人心魄的图景，一个“法制”较量“法治”的阵势，一个“刀”挑战“水”的格局。

我们说，汉字的趣味，就在于它表形又表意。法制的制是“刀”字旁，法治的治是“水”字旁。法律界有个人所共知的秘密，那就是我们的政府，早就悄悄地将“刀”字旁的“制”，换成了“水”字旁的“治”，将“捉刀者”的“人治”变成了“法治”，将象征专制工具的“刀”，变成了象征公平正义的“水”，把“刀治”改成了“水治”。

“刀”字旁虽然改成“水”字旁，*承诺的十年内初步建成“法治政府”的纲要，虽然进入倒计时，但2006年的《文涛拍案》仍然从一个侧面暗示我们，字的改变，不等于制度的改变。

人治还在挑战法治。你看看湖南郴州*窝案中的一个个落马的官员，雷渊利也好，曾锦春也罢，谁不在跃跃欲试地与“法治”对垒，如果他们不相信他们的世界中“人治”必定战胜“法治”，他们岂敢造次？如果执着地信任“法治”，河北邢台的那个农民就不会冒充中纪委专案组的成员去敲诈上海的官员。这些听起来好像《世说新语》中的故事，不正以滑稽可笑的闹剧，嘲弄了躲藏在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人治”么？最明显的，中国老百姓都能列举的例子，是前*上海市委书记*，他凭什么敢将手伸向上海民众的社会保障基金？老百姓的活命钱，他都敢玩弄于股掌，你还能相信他在庄严的会场上严肃说起的“法治”？

也就是说，“刀治”依然在挑战“水治”。尽管我们花了整整20年才将“刀”字旁的“制”，换成了“水”字旁的“治”，尽管“水治”在中央政府在执政党在国家的法律或者文件中，已经存在了８年，“刀治”的幽灵还在中国的大地上晃荡。你看，黄静案中黄静母亲的哭泣，高莺莺案中一波三折的诡秘，卖*教师案中的丛生疑窦，无不表明，象征“人治”的“刀治”，还在威胁象征“法治”的“水治”。

好在，“水治”是人心所向，是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2006年的中国，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疑罪从无”在司法实践中渐渐成为原则，信访条例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一个个标志着中国稳步走向“水治”的事件，给憧憬中国法治未来的人们，也给《文涛拍案》以希望，虽然《文涛拍岸》没有将这些波澜不惊的进步案例，一一收录进节目。

2006年的《文涛拍案》拍过一组变态杀人狂。我们试图以“变态年年有，今年尤其多”的极端现象，唤醒社会对“水治”文化的注意。“水治”是需要土壤的，没有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祥和，反社会的变态行为就有可能与日俱增，“水治”的文化就难以培育。设若变态狂魔太过极端，那么，请你留意一下北京占街小贩血刃城管队员的案件。在那里，我们看到了执法者的克制、容忍和纪律，但是，悲剧还是在敌对情绪中酝酿而成。试想，如果“水治”的文化，已成为我们日常文化中的一部分，小贩的刀还会那么快地出手？如果“水治”的意识，已完全与“刀治”隔离，中国的城市还需要那么多的城管队员为维护市容而与混口饭吃的小贩严阵以待么？

切记，抽刀断水水更流，“刀”是永远都斗不过“水”的。

国家秘密不能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