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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做了什么错事，还是由于遭致什么意外？

还有，这五位“信女”的墓碑为什么要并排在一个墓基上呢？她们是结拜姐妹？显然不仅是这个原因，因为她们必须同时死才会有这样的墓，那么，为什么又要同时死呢？

这些，都一定有故事，而且是极其哀怨、极其绚丽的故事，近乎中国明清之间的秦淮诸艳。

发生在妓院里的故事，未必都是低下的。作为特殊的时代的一个特殊交际场所，那里会包藏着许多政治风波、金融搏斗、人生沧桑、民族恩怨乃至国际谍情。也许，日本史和南洋史的某些线头，曾经由这些“信女”的纤纤素手绾接。我在这片草地上走了一圈又一圈，深深可惜着多少动人的故事全都化作了泥土。当地不少文学界的朋友常常与我一起叹息当今南洋文学界成果寥寥，恕我鲁莽，我建议南洋文化的挖掘者，多找找这些坟地。军人的坟地，女人的坟地，哪怕它们藏得如此隐蔽。

“军人，女人，还有文人！”韩山元先生听我在自言自语，插了一句。

是的，这个坟地里，除了大批军人和女人，竟然还孤零零地插进来一个文人。

这位文人的墓，座落在坟地的最东边。本来，寺内寿一的墓座东朝西，俯瞰整个墓地；但这座文人墓却躲在寺内寿一墓的后边，把它也当作了俯瞰的对象。

仅仅这一点，就使我们这几个文人特别解气。而且墓主还是一位挺有名的日本文学家：二叶亭四迷。我记得他的相片，留着胡子，戴着眼镜，头上的帽子很像中国的毡帽。我应该是在研究鲁迅和周作人的时候顺便了解这位文学家盼，他葬在这里，对我也是个意外。不管怎么说，整个坟地中，真正能使我产生亲切感的只能是他了。

他的墓碑上的字也写得漂亮，是一种真正的书法。这又使我们几个多了一份高兴。那些军官的墓碑既然都是战俘们偷偷张罗的，字能好到哪里去？

二叶亭四迷1909年2月在俄国游历时发现患了肺结核，但是这位固执的文学家不相信医生，胡乱自己服药，致使病情严重，后由朋友帮助，转伦敦坐轮船返日本治疗。但是，他并没有能够到达日本，而是死在由哥伦坡驶向新加坡的途中。就这样，他永久留在新加坡了。他进坟地是在1909年5月，不仅那些军人的坟墓还一座也没有，连妓女的坟墓也不会有几座，因为当时，日本妓女还刚刚向南洋进发。

二叶亭四迷早早地踞守着这个坟地，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坟地以后会有这般怪异的拥挤。他更无法设想，多少年后，真正的文人仍然只有他一个，他将永久地固守着寂寞和孤单。

我相信，如果二叶亭四迷地下有灵，他执拗的性格会使他深深地恼怒这个环境。作为日本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员大将，他最为关注的是日本民族的灵魂。他怎么能忍心，日日夜夜逼视着这些来自自己国家的残暴军士和可怜女性。

但是，二叶亭四迷也许并不想因此而离开。他有民族自尊心，他要让南洋人民知道，本世纪客死外国的日本人，不仅仅只有军人和女人。“还有我，哪怕只有一个：文人！”

不错，文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死的时候不用像那些姑娘那样隐姓埋名，葬的时候不用像那些军人那样偷偷摸摸、鬼鬼祟祟。

我相信，每一次妓女下葬，送葬的小姐妹们都会在整个坟地中走走，顺便看看这位文学家的墓碑，尽管她们根本读不懂他的作品；我相信，那些战俘偷偷地把寺内寿一的坟筑在他的近侧，也都会对他龙飞凤舞的墓碑端详良久。二叶亭四迷为这个坟地提供了陌生，提供了间离。军乐和艳曲的涡漩中，突然冒出来一个不和谐的低沉颤音。

不能少了他。少了他，就构不成“军人、女人、文人”的三相结构，就构不成一种寓言式的抽象。现在够了，一半军人，一半女人，最边上居高临下，端坐着一位最有年岁的文人。这么一座坟地，还不是寓言？

这个三相寓言结构竟然隐匿于闹市，沉淀成宁静。民族、历史的大课题，既在这里定格，又在这里混沌。甜酸苦辣的滋味，弥漫于树丛，弥漫于草地。铁栅栏围住的，简直是个历史的浓缩体。我走过许多地方，未曾见过如此具有概括力的所在，概括得令人有点难以置信。

离开墓地之后，我们的车又在闹市间胡窜乱逛。不知怎么，大家对街上的日本人特别注意起来。

显而易见，今天的日本人在这座城市地位特殊。前几天读到本地一位女作家的一篇作品，其中写到一个年轻繁忙的华人母亲把自己幼小的女儿托养在公婆家里，没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