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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你们毕业，这树就这成了林荫道。那时正是大热天，你们阴阴凉凉地走到县城去考中学。”

两位和尚在几步之外，呆呆站着。他们万没想到，学校老师竟是如此一位丽人。不敢正视，直耳听着，眼睛只盯着孩子看。他们惜生护生，好像并不包括植物，而老师起伏的胸脯中，却藏着一个绿色的天地。

夜间，整个乡村一片漆黑，只有小庙排房的灯和老师宿舍的灯还亮着，遥遥相对。掸房里点的是蜡烛头，老师点的是玻璃罩煤油灯。村里老人说，他们都在“做课”。

孩子们每夜都抓蟋蟀，连乱坟岗子也不怕。这里已是村边，村外是无边无际的荒原。于是，两道灯光，宛如黑海渔火。

吾乡东去6里许，有一座辉煌大庙，名曰金仙寺。寺门面对宽阔的白洋湖。寺庙前半部在平地上，后半部则沿山而上，路人只见其黄墙耸天，延绵无际，不知其大几何。进得寺门，立即自觉矮小，连跨过一条门坎也得使劲搬腿。谁也走不完它的殿阁和曲廊，数不尽它的佛像与石阶。曾扒窗偷看过它的一个厨房，其锅之大，几若圆池。老人说，兴盛之时，此寺和尚上千，一睹此锅，大体可信。记得此寺一个院落，有洒金木雕的全本西游记连环故事，刻工之精，无与伦比。乡间儿童，隔些时日便蹑脚进去，低声指认，悄声争辩，读完了一部浪漫巨著。也读完了一门雕刻美学。

金仙寺东侧，便是小镇鸣鹤场。走完狭长的街道，再走完一道长堤，又有一座小庙，上名石激头。该地石揪处处，故而得名。石批头小庙只是通向一座比金仙寺更为宏大的庙宇的起点。由它向南，翻过五座山头，即见远近闻名的王磊寺。

在乡人心中，金仙寺和王磊寺，无异于神秘天国。那里也该有住持或首领吧，他们会是何等样的超迈人物？如此浩大的排场，开支来自何处？这些问题，连小庙里的两位胖瘦和尚也完全不知。一天又一天，只听山那边传来的晨钟暮鼓，堂皇而又沉着。

大概是从30年代起始罢，两寺渐渐有了新的动向。山薯出土季节，常见田埂阡陌间，有两寺和尚挑担来往。他们把山薯送给有过施舍的人家，说是答谢，实则提醒，请施主赶紧再结善缘。看着汗渍涔涔的和尚，看着沾满黄泥的山薯，乡人们终于知道，两寺的财脉已经枯竭。黄泥山薯确是佳品，浓甜嫩脆，比平地红薯好得远了。

年长之后翻阅史料，看到一段记载惊了一跳。我离开座位，仁立南窗遥望家乡。岂能想到，和尚们挑着山薯走出庙门，五磊寺里住着的，竟然正是——写歌词的李叔同！

李叔同，留学日本首演《茶花女》，揭开中国话剧史。又以音乐绘画，刷新故国视听。英姿翩翩，文采风流，从者如云，才名四播。现代中国文化，正待从他脚下走出婉约清丽一途。突然晴天霹雷，一代俊彦转眼变为苦行佛陀。娇妻幼子，弃之不见，琴弦俱断，彩色尽倾，只换得芒鞋破钵、黄卷青灯。李叔同失落了，飘然走出一位弘一法师，千古佛门又一传人。

我们唱着他的歌，与和尚比赛，而他自己却成了和尚。

他在挣脱，他在躲避。他已耗散多时，突然间不耐烦嚣。他不再苦恼于艺术与功利的重重抵悟，纵身一跃，去冥求性灵的完好。

松涛阵阵，山雨淋淋，这里已没有一个现代的颤音。法师自杭州出家，历十余年，由净土而皈南山律宗，在五磊寺受菩萨戒，发愿弘扬律宗，创建道场。

五磊寺住持栖莲，金仙寺住持亦幻积极响应。一所“南山律学院”正酝酿建起。法师只提倡议，不管实务。两寺住持，只得到上海募钱。上海名士得知法师倡议，慨然解囊，两寺住持随即办置化缘簿，请法师写序。

法师一见簿册，突然大怒，严责两寺住持“藉名敛财”。但无财何从建院？法师也是进退维谷。重去招惹早已诀别了的世界，是他所忌讳。于是律学院停办，法师不久也云游别处，留下尴尬的庙宇两座。

或许可说，法师出家，是新文化在中国的尴尬；法师发怒，是佛教在新时代的尴尬。我由此想到小庙与学校间相对的灯光。两道灯光间，法师的袈裟如云如雾，飘荡隐约。

金仙寺旁，土木工程正忙。和尚们念经完毕，或挑山薯回来，成群结队傻傻地观看。

那是一位叫吴锦堂的华侨在重建家乡。吴氏不知何许人也，据传，乃近乡一普通农孩，长大流落上海，被雇于一家日本餐厅，如此这般，到了日本，竟日渐发达，成高官巨贾。然后倾其资产，投于桑梓。金仙寺面临的白洋湖，由他筑岸建堤，光洁坚致，气势恢宏。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