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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谅的。我毁了她。最后我站住了，心里充斥着不可名状的恐惧。恐惧中还存有一丝希冀与幻想，这就是校党委或许不会拿苏英是问。因为说出姓名后我立刻向秃顶领导申明：苏英不属《大地》正式人员，她只是常去找熟人聊天，顺便帮着做一些事，作用微乎其微。我说这些的时候秃顶领导不住地点头，说明他已认可，既如此苏英就不会有事。就这么我阻止了自己，决定暂且不把这事对苏英说，也不告诉相关的其他人。放弃了苏英我又想到了冯俐。自从前天早晨在食堂见面后再没见。不知这一两天范宜春是否将她“闹会”的情况通报给外语系？外语系会不会以此对冯俐进行处理？又会对她进行怎样的处理？还有冯俐本人采取什么态度？这一连串的问号在我的心里翻滚。当然最担心的还是冯俐本人是何态度，因为我知道她太任性认死理儿。找冯俐。这么想时我的两脚已开始迈动（每当想到与冯俐有关的事我的思维与行动总能够同步进行）。这时太阳已升到头顶上，已近午饭时间。性急的学生已三三两两向食堂方向走去。我一点不觉得饿，我快步来到女生宿舍楼，见许多女生从楼道拥出来，尽管我低头目不侧视地往楼里走，可还能感觉到向我投来的目光。

我和冯俐的关系不是秘密，可现在这时候来找她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和猜疑。事到如今，我只能硬着头皮往楼里走，在楼梯上碰见与冯俐同室的鞠燕，她颇惊讶地叫了一声周文祥。我点点头问冯俐在不在房间里。她说她在，你去吧。她下了一两个台阶又停下脚，转回身看看没人，对我说你快去安慰安慰她吧，她的情绪很糟糕。我赶紧问道：系里领导找过她没有？她说找过了。我问怎么样呢？她说领导让冯俐做检查，根据检查情况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处理。我问冯俐是什么态度。她说冯俐首先将中文系以不道德手段搜来《大地》稿件对系领导说了，她质问领导中文系总支这么做是不是卑鄙。系领导对此不做评价，冯俐便扬言如系领导对此不做评价，她永远不会做什么检查。正说到这儿有两个女生从楼梯拐角处下来，她高声说句：她在你去吧，便匆匆下楼了。我赶紧上到冯俐所在的楼层，为避免再与人照面，我像小偷似的溜到她宿舍门前。进屋后我第一个感觉是光线太暗，惟一的一扇窗拉着帘子。只有冯俐一人在屋，她倚被坐在床上。见我来她不惊不喜，指一把椅子让我坐。以前可不是这样，只要屋里没人她都让我坐在她床上。这瞬间我突然感到我们之间已经有了距离。这些日子我有意对她疏远，这出自对她的关爱，不是心甘情愿的。但此刻当感觉到疏远已真实存在我的心便感到无限的痛楚。待习惯了黑暗环境后我发现冯俐的脸色非常苍白，精神委顿。她的手边放着一本外文版《普希金抒情诗集》，她十分喜爱普希金，我们曾多次在一起讨论普希金的诗。但我觉得如今诗已离我们很遥远，生活中只有斗争和政治，早已没有了诗。我望着这本已同样被我疏远的诗集突然感到深深的压抑，觉得快喘不过气来了。我站起身走到窗前要拉开窗帘，这时冯俐尖声呼叫不要拉开。我惊讶地回转身望着她，问道：外面这么明亮为什么要拉上窗帘呢？她不作答。我又说这屋里太暗了。她冷冷地说：外面比屋里更黑暗。我说外面有太阳……她说太阳是黑的。她又说太阳下面到处是龌龊、是欺骗、是卑鄙无耻，我不想见，永远不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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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京畿秋千架

六

屈指数从一九五七年圣诞节入狱至今已两个月了。中间跨过一个被中国百姓称为旧历年的春节。从气候上说，这段时间是中国北方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在监牢里度过的这头一个严冬使我对寒冷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监室里滴水成冰，夹着雪花的寒风从铁门的缝隙和墙上的瞭望孔往里灌。身上缺少足以御寒的衣裳，黑下盖的被子也很单薄，一天到晚都觉得周身冷飕飕的，没一点热乎气。另外，肚子里缺少饭食，产生不出足以抵御寒冷的热量。冷是彻里彻外无终无了没处躲没处藏的冷。监室里无论是坐着站着还是躺着，都像得了统一的号令那般将身子紧缩，缩成一个个“人干”。尽管入狱之初我便晓得监狱不是一个福地，可也没料到环境会恶劣难熬到如此地步。“饥寒交迫”是对这段狱中时光最客观的写照。

问题是“饥寒交迫”并非是犯人苦难的全部，甚至也不是主要的成分。犯人真正的痛苦是叵测命运对精神的压迫。心里总是在猜测不久将从法官嘴里吐出的是多少年徒刑，是死还是活。躯体的饥寒交迫以及心灵的恐惧叠加在一起，这就是一个犯人的生存景况。

这两个月来草庙子胡同看守所也发生了不少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