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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领袖思想的阳光下一遍一遍翻晒着自己的肉体和灵魂。

两个月的头一个月是兴修水利，情况与清水塘的农闲时节差不多，具体说是修一条贯穿农场的“反修渠”。我努力劳动，不偷懒服管教，也积极参加学习，不断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右派思想。虽然有时心里也有牢骚和委屈，可没表现出来（改造的另一个收获是知道将与外界不和的东西包藏住）。后来天暖了播种时节到了，就搁下水渠开始播种。农场幅员辽阔，比清水塘农场大得多。有一眼望不到头的地面，见不到山岭，土地连着土地。春播工作量很大，农场进入“战斗”状态，管教干部以种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激励我们积极表现。“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表现好的摘帽解教，表现不好的后果自己知道！”我知这是句大实话，无论哪里的管教干部都喜欢同犯人讲大实话，讲硬邦邦的大实话。我们犯人也听惯了大实话。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管教都这么把话说得响当当硬邦邦，有的很温和入耳，有位姓邢的副队长还在队前讲了他家乡的一则农谚，说是“春天累掉裤子，秋天撑破肚子”。这有趣的话把队前的管教都逗笑了，可我们犯人都没笑，因为谁都清楚“累掉裤子”和“撑破肚子”于我们犯人没有因果关系。即使秋天打的粮食堆成山，我们该吃多少还是吃多少，没“撑破肚子”一说。但那段时间我们可真正是累掉了裤子，天不亮就被哨子吹起，然后列队到营外的大田“战斗”。肩扛“武器”的我们行走在夜色未褪的天地间，会让人联想到一队秦兵汉勇的破晓征战。我们同样是征战：战天斗地。拉犁、刨地、耙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可谁都不敢停下休息片刻，我们每个人的表现都在管教的监视之下。我们并不怨恨，因为我们不是初到农场改造的雏儿，我们清楚自己是被管制的人，清楚累掉裤子才是好表现。为节省时间，早饭由伙夫挑到地头，一人一个形状大小颜色都像猪心的窝头，吃了一直干到天晌。午饭还是一人一颗“猪心”，再就一直干到天黑。这时人人都饥饿疲劳到极点，全身像散了架，五脏六腑都像被掏空，心情也极坏，谁都不理谁，用凶凶的眼光盯人，连管教这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愿多事（清水塘农场曾出现过管教在这时刻训斥犯人被殴打的事件）。回营区的路上不时听到有人摔倒的声音，就像一口袋粮食从驴驮子上重重掉到地上。许多人倒下再也起不来了。晚饭还是不差样的“猪心”，各人吞下肚就立刻趴在铺位上睡觉，睡得死猪一般，连鼾声都像猪哼哼，我们犯人都怀疑是顿顿吃“猪心”吃得人也变成了猪。

我回想在兴湖头两个月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自己的“反常”转场寻找原由，我没有找到。事实上找到了也毫无意义的。在管教干部向我宣布“收拾东西”十几分钟后我便走出了营区大门。这时我被告知：这次属本场内部调拨，新地方是农场边缘被犯人称为“御花园”的附属地。

“御花园”离农场中心四十多华里，步行大半天路程。这里也被称做“小场”。打眼望去，所谓的“御花园”实际上是一大片沼泽地包围着的一块小平地。时下沼泽地一片泛绿，足足的春天景象。粗略估计，沼泽地有几万亩面积，而“御花园”不过十几亩。“御花园”这名字很容易使人想到是一块花卉苗圃地，实际上不是，“御花园”里种植的是庄稼。与整个农场方圆百公里土地相比，区区“御花园”实在算不上什么，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而场方却不肯忽略，其一这里土质肥沃，且被沼泽包围长年湿润，利于作物生长。其二也是最重要的：这里是一块不在册的土地，确切点说是场部的一块自留地。自留地的作用自然用不着解说，尽人皆知，犯人将它称做“御花园”已道出其中含义，但这多少显得不厚道。在人人饿肚子的大灾年，管教干部想法子多弄几斤粮食养家活口也实是情有可原。“御花园”通常有三个犯人劳动，以人均耕种土地面积衡量比大场的犯人要轻松。我被遣发到这里是因为不久前逃跑了一个，逃者是北京S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我顶替了他的空缺。这里的另外两个犯人，一个姓陈，叫陈涛，二十四岁，S大历史系学生；另一个姓龚，叫龚和礼，北大物理系的教授，一头半白头发，使人一下子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他俩被劳改的案由同我一样：五七年的老右。

龚教授、陈涛和我可以说是整个兴湖农场数千个劳改犯中最幸运的人。只要对我们的境况稍做介绍你就会相信我说的一点也不过分。我们脱离了农场的管制，来到这块自由的天地，天蓝地阔，空气流畅，没有铁丝网电网的圈围，没有警卫的日夜监视，甚至一个管教干部也没有，不知根底的人从沼泽地外面向这边望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