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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接着再挖，支书的兴趣不败，挖个不止。审案的说法起初大郎信以为真的，一点也没往歪处想，支书在里屋挖，他就在屋外巴哒巴哒抽烟。支书从屋里出来总是涨红着脸盘，他就寻思是自家女人顽固不化惹得支书生了气，就小小心心地问句：挖没挖出来呢支书？支书就说这娘们忒顽固，改日还得挖，挖不出来决不收兵。支书往外走的时候他还很不过意地说句：辛苦你了支书，辛苦了。后来事情坏就坏在这对狗男女欺人太甚，愈来愈放肆。大郎终于明白了支书的隔三差五进门真正干的是什么。他怒了，想杀了这狗支书，到真要动手时胆子却不够了，就弃了支书杀了他家的牛，将一块石头从牛嘴里塞进去，坠死了牛。杀人事大，杀牛的事也不小，牛是耕地的畜生，杀牛就是破坏生产，破坏生产就是破坏革命，大郎就顺理成章地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收监。说起来大郎也真是个窝囊废，黑下犯人睡不着觉就起哄叫他讲经典故事：支书挖浮财。他就讲，且一遭比一遭详细，就好像在讲别人的事。在24号监房里“挖”字已具有一种特有的意义，挖等于审，哪个犯人要受审就说要去挖。受审回来，铁门在身后一关，立刻就有人问句：挖出来了吗？答：挖出个屁！尽管问者答者都属调侃，可说话间监室里每个犯人的心都是不轻松的，很重很重。挖呀挖，当局在挖，挖出暗藏的和公开的阶级敌人；自己在挖，挖自己的罪行、思想和动机，甚至还要帮别的犯人挖。我已经意识到把自己过去的一切挖出来是多么重要。审讯员要我挖的那三天，只是投石问路，是声东击西，事实上他们对我以前生活的分分秒秒枝枝蔓蔓都感兴趣，早晚都会问到。我必须将自己当着一份答卷精确而一览无余地置于他们面前，而缘于这种认识现在的我又分分秒秒不得轻松。

——八日，五月八日，短缺了七日。八日我是无法忘记的，无法忘记的是发生在我和冯俐间的事，纯个人间的事，纯爱情旅途中的事。一九五七年的五月八日……此刻想起这个日子我便暗自流泪了，一边流泪一边在心中回味着那个日子渗透出来的无与伦比的感觉，那感觉甜美而神圣，具体而虚幻，细腻而磅礴，如美味的一餐，如酣畅的一浴……啊，我的确无法将此与生活中的其他加以类比，那种愉悦欢畅无可替代也无法言说，那是我一生全部幸福的浓缩，我几乎怀疑我仅是为此而生而活。而后来当冯俐悲惨遇难，我便意识到美好时光不再，我的精神为之枯竭，我的身体变成一具躯壳，生命对我已不存意义……现在，隆冬的夜晚躺在狱灯昏暗的监房，那可贵的日子（八日）对我又重现意义，它将五月里从记忆中断裂的两处黏合在一起。

——九日早晨我和冯俐一如往常在食堂里见一天的头一面，看见我时她的脸刷地红了，慌乱中将头低下，那一刻我也同样感到羞赧，我走过去低声说句：你好吗？她悄声回句：坏蛋。我的心剧烈地跳动，嘴里吐不出一个合适的词。这时她抬头瞄了我一眼，从她的眼神里我看出并没生我的气，她的模样更显得妩媚动人。我心里一阵喜悦，说句晚上见便慌慌张张逃了。

可是晚上并没有见。吕浩明软磨硬泡非要我参加“绿叶文学社”筹备会不可，我实在推不过就去了。地点在四班教室。参加筹备会的有七八位中文系学生，其中有两位戴近视镜的女生。我奇怪平时不吸烟的吕浩明怎么忽然吸起了烟，从夹香烟手指的抖动显示出他心情的激动。他俨然扮演着领袖的角色，连说话也与平常不同，一副首长腔。他首先分析了目前的形势，肯定了整风的伟大意义，之后便讲到这次筹备会的主题：在K大中文系成立一个文学社团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为此希望参加筹备会的同学能发扬红军长征时曾发扬过的播种机精神，在同学特别是爱好文学的同学中间进行宣传发动，让更多的同学参加到社团。吕浩明说到这里做了一个革命导师列宁惯常的讲演动作，伸出手臂身体前倾。吕浩明讲得很多，可我已记不起太多的内容。他讲完许多同学也开始发言，调子与吕基本一致，特别是两位戴近视镜的女生讲得慷慨激昂。但是也有人心存顾虑，三班一个同学说成立社团使其在整风中发挥作用，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一旦作为一个组织就不是儿戏了，前车可鉴，例如几年前的那个高饶反革命集团及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旦成为某某集团，问题的性质就非同一般了。吕浩明反驳说这种类比是逻辑上的错误，因为无论高饶集团还是胡风集团都属于反革命性质，是与共产党对立的，而我们的社团是拥护共产党的进步组织，两者怎么能同日而语呢？在这一点上我还是赞成吕浩明的观点，尽管对高饶胡风的问题我了解的不多，但对我们学生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