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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把犯人的生活和心情描绘得十分美好，一看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可为什么还要一期接一期的出，同样是一种需要，证明中国的劳改政策伟大正确。我说我不会这么写，以后也永远不会这么写。他说可有人这么写。以后也会这么写下去。不信往后看吧，以后离开这里，现在这些写诗歌的人还会继续写文章，还会把这里描写成是一个改造犯人的好场所，犯人认罪自新，管教干部亲切温和，对犯人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我说这也是需要？他说是需要。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这些人才能按照真实去写。我问什么情况？他说就是他们认为写这种作品对他们会有益处的时候。他们任何时候都想有收获，就像我们农场夏天收麦子，秋天收玉米豆子一样。我说他们是亲历者，他们叙说的事情人们会相信的。他说这就需要另有一些亲历者告诉世人真相。我问你会吗？他沉吟一下，说我没有这个勇气。我问以后呢？他问以后是指可以披露真相的时候？我说是。他想了想说那我也不会写。我有些惊讶，问为什么，他说在最应该写的时候而没有勇气，当不再需要勇气的时候再充当英雄，这算怎么回事？另外，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这些亲历者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无法真正面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因为我们的精神受到了损伤，精神中失去了高贵与骄傲。没有这两种东西成不了好作家。这种损伤是无法修补的。说这话的时候李戍孟脸上现出无尽的沮丧。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又说了些别的，记不清楚了。作为犯人与犯人之间的深谈，在我的囚徒生涯中这是为数不多的几次之一。我和李戍孟能这么掏心窝子说话是因为我们彼此信任。而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这种信任便愈来愈稀薄了……

9月14日：再次见到邹副场长。这次见面又加固了先前的好印象：邹场长是个好领导。

——晚饭后郝管教通知要我去场部找一下邹场长，这时周围的犯人不约而同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大家已经知道我与邹场长有一点老关系，与一个堂堂场长这关系可是非同小可的。而只有我才清楚我们是哪样一种“老关系”，至今我还想着在清水塘边发生的事，有身份有地位的邹在众多犯人跟前光着身子晒太阳，怎么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事，说给人家听别人也不会相信。由此我还常想起那个著名的《皇帝的新衣》童话，同样是光着身子，但本质是不同的，那个皇帝是以为自己穿了衣裳，因此才堂而皇之的招摇过市，而邹一伙人清楚自己是一丝不挂，这气度（如果不说无耻）确是非凡的。“老熟人”在塘边邂逅又分手，我相信事情并没了结，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果然又把我单独召了去。夏日天长，来到邹的办公室时天还大亮着，他见了我很客气，脸上挂着笑，让我坐，又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馒头和一盘黄豆芽炒肉丝，让我吃。看着白生生的馒头和香气扑鼻的菜肴我口水直往下咽，嘴里却说邹场长我吃过了。他笑了一下，说知道犯人灶开过饭了，可你吃饱了吗？我没吱声，因为说饱和不饱都不合适。他催促说吃了吧，吃了咱俩叙叙旧。我心想不管怎么吃了再说，死囚上刑场前还大吃一顿呢，何况笑嘻嘻的邹也杀不了我。我就开吃了。用不着形容吃这个“小灶”美妙感觉也是可想而知的。他看着我吃，又给我倒一杯水，完全像尽心尽意接待一个远道而来的老朋友那样，也看不出是在装模作样。等我把这份美味吃光，他朝门口吆了一声，就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公务员。他说去洗几条黄瓜拿来。小公务员答应着将碗筷取走。邹还是和蔼地看着我，用半认真半玩笑的口吻说周大学我还欠你个人情呢。我看看他，摇了摇头。他从口袋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递给我，我说不吸。他说到这儿还不抽？我说不。他点上自己吸了。说在这地场干部和犯人都挺闷的，吸支烟解解闷也未尝不可。说到这儿小公务员端着一盆黄瓜进屋，放在桌上问句场长还有事吗？邹说出去吧，有事再叫你。邹接着上面的话题说道：周大学我真的欠你一个人情的，你记得我刚进去那天，当然那时谁都不知我是个假犯人，那个叫曹欣外号曹大头的玩意儿想给我这个新犯来个下马威，叫我替他抓抓裤裆里的虱子，我不干，他就朝我扬起了拳头，你把他拦住让我免挨一顿揍。你想起这码事了吗？我说想起来了。他说这件事我一直记得。我说不值得一提的。他说可不能这么说，救人于危难之时呀。又问你刚进那地方也有人要“修理”你吗？我说有的。他问有没有人替你解围？我说有的。他问谁？我说崔老。他哑口不言了，并抬头看看我。我一下子意识到出言有错，不该在他面前提起崔老的，那是条人命。还有小咬。可话已经说出口，想收也收不回来。一时又想不出补救的话来，只能沉默着。过会儿